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国与国相互依存和利益交融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总体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但世界仍然不太安宁，各种国际力量较量和竞争十分激烈，中东乱局、叙利亚危机、朝鲜半岛核问题、欧洲难民危机、国际恐怖主义等问题牵动国际斗争全局，国际关系复杂程度前所未有。在我国由大向强发展进程的关键时刻，如何正确处理好战略与战争的关系，是一个极端重要、极其紧迫的问题。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略与战争需要灵巧配合，用大战略设计微战争，用微战争支撑大战略，正在成为大国竞逐世界的通行规则。

　　大变局呼唤大战略

　　大国关系的竞争说到底是战略的竞争，大国力量的博弈说到底是战略的博弈。当然，今天的大战略已不同于过去的大战略，过去冷战时期的大战略主要是以军事和战争为核心的战略，现在的大战略已经转为以政治、经济、文化及科技等较量为核心，以军事裁决和武力对抗为后盾的综合大战略。导致这种战略重心转移的根源在于世界范围内正在发生的大变局，即大国综合博弈、全球治理体系及国际战略格局已然发生重大变化。

　　其一，大国综合博弈发生重大变化。在人类历史的漫长时期，大国之间的竞争与较量重心主要在军事，由军备的充分、军费的充沛及军人的充足所决定的军力之强大，就是国际政治中大国话语权的筹码。强者霸道，弱者臣服，从来如此。然而，自从有了核武器的强大威慑效应，人们忽然意识到，武力大对决、军力大比拼的传统争夺就意味人类的集体自杀。相反，国与国之间围绕文化先进与否、科技发达与否、经济繁荣与否等展开的没有硝烟之竞赛，才是正道，才是关键，才是方向。尤其是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利益交相重叠、相互渗透，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军事革命的加速推进与复合影响，世界主要大国的综合国力竞争更为明显地在经济、科技、军事、文化等领域全面铺开，这必将从根本上影响世界发展的进程和走向，也必将从根本上规制各国竞争的重心与方向。

　　其二，全球治理体系发生重大变化。在全球化尚未全面展开与深度发展的较长时期，全球安全问题主要是以军事安全为核心的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体系也主要是由少数几个西方大国所强力主导，拳头的大小与否，决定着话语的强势与否，更直接与利益分享的多少捆绑在一起。今天，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几个西方国家凑在一起就能决定世界大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一方面，全球治理体系正在从几个西方国家行为体主导，向国际组织、区域组织及非政府组织等行为体参与共治转变。另一方面，全球治理体系正在从列强通过战争、殖民、划分势力范围等方式争夺利益和霸权，向各国通过制定国际规则、相互协调关系和利益的方式演进。上述这种转变与演进的方向，更加凸显了前瞻性战略筹划的极端重要性。

　　其三，国际战略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作为世界各主要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内相互关系的基本结构，国际战略格局是国家战略环境的总体框架，标示了世界主要力量的分布、组合与对比。19世纪以后，欧洲列强统治和影响着世界上广大地区，从而形成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战略格局。这一格局的特点就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欧洲和世界霸权，于是，列强内部发生剧烈矛盾，结果引发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雅尔塔体制”形成美苏主导的两极国际战略格局。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解体后，美国军力和经济膨胀到极点。但由于日本、德国、西欧在经济上的迅速崛起，海湾战争之后美国的“单极”世界格局梦逐渐破产。几百年间，虽然国际力量格局发生了几次大的变化，但都是在西方世界内部范围开展。如今，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大国力量显著上升，这对西方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产生重大冲击，从而导致国际力量加快分化组合，大国关系进入全方位角力的新阶段。

　　世界范围内正在发生的大变局，涉及大国综合博弈、全球治理体系及国际战略格局多维重塑，要应对这种大变局，就必须要有大战略。毕竟，我国发展壮大正在成为推动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深刻调整的重要动因，我国日益增强的综合国力正在转化为国际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我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建设等理念和倡议，正在引起国际社会热烈响应。我国主导创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参与建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设立丝路基金等，正在体现我国在国际事务中制度性权力的增强。在这种大背景下，我们迫切需要有顶层设计的大战略谋划，这里的大战略，就是要善于从政治、经济、文化及军事等综合系统考虑战争问题，要善于从世界大格局演变中思考战争问题，要善于把战争问题放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大目标下来认识和筹划，保持战略清醒，增强战略定力，处理好战争和政治的辩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