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晔

　　李克强总理有关“法无禁止皆可为”的说法，可看作是对“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方针的进一步阐释。

　　改革的本意就是要打破现有的条条框框，既然是打破现有秩序就必然是没有先例。当年，小岗村的那18位农民画押包产到户，不说是冒着丢脑袋的危险，至少也是冒着坐牢的风险。他们的突破开启了农村改革的大幕。

　　广东在改革开放之初，“遇到绿灯快步走，遇到黄灯赶紧走，遇到红灯绕着走”式的灵活变通做法，一度盛行。正是这个无奈却最具效率的策略让广东领一时风气之先。

　　今天，我们要回答一个现实的问题，这种“打擦边球”思维的惯性和正当性是否还应当延续？无疑，眼下改革已进入不同历史发展阶段。

　　不断深化的简政放权，要求政府有所管有所不管，这需要政府创新、加强监管模式，变重审批、轻监管为宽准入、严监管，“放”和“管”结合，不是单纯的“放”，也不是一味的“管”。

　　政府切忌“看得见的手”伸得过长。切忌选择性改革、选择性执法。近来，微信以科技创新的方式不停地撼动着三大电信运营商的垄断地位，这一点极具破冰意义。微信已成为中国最具国际化的科技产品之一。可见，只有打破垄断，只有更多的像微信这样物美价廉产品不断出现，才能倒逼垄断部门改变，中国通讯业乃至中国经济才有未来。

　　当前，互联网金融正面临当初微信同样的境地。余额宝及类似的互联网金融，以高质量的竞争，已经对银行产生了显著的鲶鱼效应。

　　当然，互联网金融需要被合理监管，金融机构和金融互联网企业都要严格防范支付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和信用风险，必须将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权益放在首位。但应允许给互联网金融企业一个合法的博弈过程，不行还可提交人大协调，修正相关法律，而不能简单到如马云所说，打败你的不是技术，可能只是一份文件。互联网金融是个新生事物，应允许其突破，先行先试，相关法律的跟进与修正则需要发挥人大立法的作用，协调博弈各方以至最终达成共识。

　　谁都不可以伤害储户支配自己资金的权利。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切忌简单粗暴。警惕以监管的名义扼杀竞争，这是有违“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方针的。

　　阿里巴巴公司已经给超过六七十万的人做了贷款，却只有两三百个员工在操作，银行万难达到这样的效率。更重要的是互联网公司改变了中国，淘宝等网站的最大意义是开始建立起中国人的信用体系。淘宝模式证明中国人讲信用的受褒奖，不讲信用的受惩罚。这是对中国经济最大的贡献。

　　评判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准是能否降低改革成本、提高改革效率。这要求运用好改革辩证法：一方面要让企业创新起来，另一方面又要用“看得见的手”将该管的管起来。比如，金融风险一定要严管起来，而金融创新则必须大力支持。

　　改革是从法无禁止的边缘区域开始创新的。今天，中央明确一切重大改革需有法律依据。那么，明确合法与非法的边界就成为了问题关键。

　　首先需要完善我国现有法律体系，知道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最高的法律就是《宪法》，只要不违宪我们都可以探讨。立法权在人大。但不容忽视的是，中国特色的法还有“规定”，有些部门的“土规定”是否合法，是否束缚了创新？这是必须拿出来探讨的。

　　改革者的代价有的是可以避免的，改革的应有之义本来就包括改掉政府的不合理之手，政府的一些陈旧规定和条例应该大清扫，这也是简政放权的一个直接简便的路径。

　　当然，“法无禁止皆可为”是保障自由、鼓励创新，但并不意味可以为所欲为，而是要遵守法的基本原则，如不得损害他人利益、诚实守信、公序良俗等，还有需要行业自律、职业自律、道德自律等等。

　　在生产力各要素中人是最重要的因素。企业家或有首创精神的人是中国社会最稀缺的资源——他们需要得到保护和肯定。

　　因此，“法无禁止皆可为”的本质是催生创新精神，从而激发整个社会的活力。

　　（摘自2014年3月27日《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