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新移民的“中产焦虑”

　　最近几年来，有不少人产生所谓的焦虑感。穷人有穷人的焦虑，富人有富人的焦虑；老人有老人的焦虑，孩子有孩子的焦虑；群众有群众的焦虑，官员有官员的焦虑；当然依靠自身努力成为城市中产阶级一员的新移民更有不同的焦虑。

　　刚富裕起来的城市中产阶层，产生的焦虑可能更多。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自底层社会，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依靠个人努力，过上了比较体面的生活。他们的焦虑主要是两个：第一，能不能保住已经获得的社会地位。一方面他们要在市场化过度竞争的环境下，承受巨大的工作压力和强度；另一方面，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开启的住房、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使他们面临新“三座大山”的“压迫”。因此，城市中产阶层难免阶层下移的焦虑，即沦落为“下流阶层”。第二，即使勉强保住自己已经获得的社会地位，他们的另外一个焦虑是，下一代能不能像他们一样过上体面的生活，继续成为中产阶级的一员？

　　如何看待所谓的“地位焦虑”？每个人都希望能够保住已经获得的社会地位，并且希望还能更上一层楼，这是人之常情，因为地位越高获得的资源也越多，生活水平越高。但是高阶层社会地位本身就是一种“稀缺资源”，不可能无限供给。因此，地位上升总是有限的，而且阶层地位越高，上升越难，会受到各种制度性障碍的约束。有些学者将此称为“社会固化”或“社会定型”，即因为制度的不合理压缩了人们的自由流动空间，最为典型的就是户籍制度以及附加于户籍的各种社会保障或福利，比如教育资源等。而另外一种观点将此现象称为社会阶层的生产与再生产，即社会阶层分化更多地呈现出阶层的自我复制，只有少数人才有可能从原来的阶层中脱颖而出，一步一步慢慢地上升。

　　在我国，风险社会焦虑既来自工业社会的非预期性后果，也来自制度失控和道德失序。以生态危机为主要特征的风险社会与工业社会是一个悖论，即如贝克等人揭示的那样，风险社会的因素内存于工业社会的制度之中，只要有工业社会，就必然会有风险社会。只是在我国，风险社会似乎来得早了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实现青山绿水的富裕社会，因为它们能将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问题在于，我们能吗？

　　风险社会的焦虑还在于我们的制度不完善，甚至制度失控，监管不力，整个民族的道德水平大大下降。相对于生态风险，制度失控风险和道德风险的影响可能更大，一个不遵守制度，不讲道德的民族不可能得到其他民族的尊敬，也不可能真正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作者:仇立平，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人民论坛》5月下 燕子/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