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作为方法”既然是在自觉寻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自己的方法”的意义上提出来的，那么，它如何才能成为一种与众不同的“方法”呢？或者说，它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具体有哪些着力点与开拓之处呢？首先，“民国”是为中国的学术研究设立具体的时间轴，学术研究的“中国问题”不是笼统的，它必须置放在具体的时间维度中加以追问，必须首先回到民国历史，将中国现代文学作为民国时期的精神现象。其次，“中国”的学术研究必须落实到具体的“空间场景”。我们过去常常将中国问题放置在种种巨大的背景之上，诸如“文艺复兴”“启蒙与救亡”“中外文化冲撞与融合”“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走向世界文学”“全球化”等等，但是来自同样背景的文化冲击却在不同的区域产生了并不相同的效果，甚至有些区域性的文学现象未必就与这些宏大主题相关。中国的学术问题并不产生自抽象笼统的大中国，它本身就来自各个具体的生活场景，具体的生存地域。第三，“作为方法的民国”的研究不同于过去一般的历史文化与文学的关系的研究，有着自己独立的历史观与文学观，要尊重民国历史现象自身的完整性、丰富性、复杂性，提倡文学研究的历史化态度。

　　——摘自：李怡《作为方法的“民国”》，原载于《文学评论》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