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提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其整体思路和根本要求就是，要对掣肘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大胆的、认真细致和科学合理的“破”与“立”。

　　在发展目标上，坚决破除唯GDP的、以物为本的发展，牢固树立生态的、以人为本的发展。传统理念下确立的发展目标，倚重于物质财富的增加，热衷于经济总量的考核，而忽视社会的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计量；把国内生产总值的多少作为衡量区域发展的核心标尺，而忽视人文的、资源的、环境指标的度量；把大自然看做是人类发展可以免费索取的对象，而忽视自然生态底线是人类得以存在的源本。在传统发展目标的指引下，我们在积累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创造了经济奇迹的同时，也付出了生态资源和社会人文的巨大代价。当今世界包括中国，生态和环境问题几乎成为了第一核心压力。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攻坚阶段，按照国家的部署，我国2020年要实现全面小康，2030年要全面实现建立在信息化基础上的工业化，实现“两化融合”。后起的拥有众多人口的中国，要用50至60年时间完成发达国家200至300年的工业化、信息化路程。这对于已经过多年粗放增长的中国而言，其今后面临的生态、资源和环境的时空压力极大。牢固确立生态的、以人为本的发展目标是破解这一难题的唯一有效手段。生态发展目标是以生态保护为基本，实现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目标。以人为本的发展，不仅是指当代人的发展，更是指人类子孙后代的可持续性发展。

　　在发展路径上，坚决破除线性式、摊大饼式发展，牢固树立循环型、集约型发展。作为二战后“非凯恩斯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在其《经济成长阶段论》中最早概括出“线性发展模式”。他认为各国经济发展无一例外地要经历若干“成长阶段”，最终达到如美国的“高消费阶段”。发展中国家对罗斯托理论的应用，导致了人们对经济增长“不打弯”“不回头”的线性追求和对“资源—产品—废弃物”的路径青睐。线性发展与我国尚不完善的政绩和经济考核机制相结合，就形成许多地方“摊大饼式”的发展思路。大目标、大规划、大手笔，依托城市和经济极点向外一圈圈进行摊大饼式发展成为很多地方的热衷。由此带来的环境污染、资源浪费、产业趋同、竞争恶性等问题异常突出。20世纪60年代，美国另一位经济学家鲍尔丁提出了循环经济的理论，后来的学者们进一步把循环经济界定为“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行进路径和“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发展原则。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打胜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场硬仗，把我国经济发展活力和竞争力提高到新的水平”。这要求我们在今后的发展中应牢固树立循环型、集约型发展思路，最终实现中国经济升级版的“中国梦”的宏伟蓝图。

　　在发展动力上，坚决破除资源环境消耗型、外在拉动型发展，牢固树立科技创新型、内生驱动型发展。多年以来，“东亚式资源消耗型经济增长”成为我国许多地区的典型模式，给人均土地资源、水资源、矿藏资源、森林资源严重偏少的中国带来沉重负担。这种经济增长又带有鲜明的外在拉动型特点：一是增长的动力主要源自于资金、土地、劳动力三个要素的粗犷投入，且最首要的要素——资金，主要来自于对外的招商引资；二是最终产品的去处有很大比例依赖于对外出口。外在拉动型经济进一步加剧了对资源环境的消耗，两者形成相互助长的恶性循环。科技创新型经济最早由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提出，它以知识和人才为依托，以科技创新为主要驱动力，以拥有自主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为着力点。科技创新型经济是凸显质量和效益的内生驱动型经济。不仅如此，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发展，我国经济应整体由外在拉动型转向内生驱动型发展：不仅包括资金、技术、土地、信息等经济硬要素和政策、制度、文化等经济软要素的供给，应当以自主提供为主，也包括最终产品的消费由外需拉动转向内需驱动为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科技创新型和内生驱动型发展，可以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体现指标。

　　在发展规制上，坚决破除政府全能型、违反规律型制度法规，牢固建立回归市场型、遵规守底型的规制体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进一步指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要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这实际上为我国今后法规与制度的改革指明了方向。尊重和遵守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守住生态环境和道德良知的底线，把国家和政府的力量集中到民生保障、国家命脉、公共服务等基础性战略性领域，回归市场经济本源，迸发市场活力，是今后发展规制的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