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起步之年。如何迈出第一步，世界瞩目。随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公布，当今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一批学者、企业家吴敬琏、柳传志、秦晖、葛剑雄、华生等对土地、城镇化、都市建设、经济泡沫、垄断、税制、债务、养老、教育等当前突出的重大社会问题，献言献策，相当程度上可以说代表了当下国人的深切关注点，体现了对改革的某种担当。这本由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的 《中国2014改革升挡》就选取了他们就其所从事的研究、行业所做的部分建言献策，力求拨开迷雾，推动社会在改革的道路上坚定地走下去，也燃起国人的新希望。

　　 全书分为“全会前后：论道改革新蓝图”“现实聚焦：忧思与建言”“克强经济学：转型之路”“为未来计：远谋与深思”等四章。本书汇集的众多专家学者和企业家的观点，敢于直视重大尖锐的时代命题，也都有各自思谋已久的解决方案，所提所议所针对性极强。比如一度深陷“原罪”风波的联想集团的柳传志就建议，政府在对市场环境定“规矩”时，“要减少可解释的空间，在执行中尽量减少人为因素”。让政策的范围变得可以触摸，让市场中的每一个单元都局限于政策的可控范围之内，这样企业才可能集中精力向市场要效益，而不是把精力用在寻找关系资源方面。

　　 本书还有一些文章是从宏观政策高度的睿智发声，比如吴敬琏就提出了宏观政策改革和 “最小一揽子”改革计划，即“一个核心目标，四方面配套改革。这个核心目标应当是建立和完善竞争性的市场体系，而四项配套改革则包括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以及国有经济改革的正确定位和国有企业的公司化改革”。

　　 在土地财政背后，是地方政府急功近利的经营城市思维，与之相伴的是贪大求全且高度同质化的大城市现象，“大城市病”应“运”而生。原本应以“平权”为前提的城镇化建设，在城市发展资金渴求和巨大土地利益驱动下，早就异化为土地“低进高出”的肥硕营生。就此，吴敬琏从城市发展的理论高度指出，实际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城市都是从‘市’也就是市场交易中心发展而来的，而中国的大多数城市却是从‘城’也就是‘都’（政治中心）发展而来的”。当经营城市实际异化为以利益为主导，在利益先行情况下，政府的服务角色不可避免地被偷换成市场角色。当土地与地方财政形成亲密无间的鱼水关系时，恶性循环的结果必将进一步助推房价，经济的泡沫化现象也必定随之加重。

　　 我们常说的既得利益阶层，在当前社会中到底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国务院发展中心企业研究所研究员张文魁将既得利益阶层具化为：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国有事业单位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与其他社会阶层截然不同的是，这个体量庞大的阶层几乎统揽社会优势资源分配大权，同时由于历史原因，一些单位的工作效率与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已无法满足时代发展需要，已经成为制约改革发展的“洼地”。因此，下一步改革能否见成效，相当程度上就看触碰传统和既得利益阶层，调整社会利益分配机制的步子迈得有多大了。

　　 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的“中国的教育问题，教育的中国问题”认为：“解决青年的出路问题，不是大学的事情，而是政府、社会的事情。社会解决好这个大的前提，使青年能够在不同的阶段找到不同的出路，才能保证各级学校是良性竞争，也才能保证各种人才的能力得到发挥，还能够使学校、老师尽心尽责地让孩子成才。”

　　 《中国2014改革升挡》，让人深思又给人启迪，是一本解渴耐读又不乏麻辣味的好书。

　　王秀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