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讲中国的礼仪文化，讲中国人的基本道德，归根到底是要把我们民族文化里面最优秀的东西找出来，把民族精神找出来——

善待我们的母文化

《礼乐文明与中国文化精神》，彭林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礼乐文明与中国文化精神》一书源自我近年开设的“中国古代礼仪文明”课程。我开这门课程的一个意图是想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华文明，了解中国文化精神，善待我们的母文化。

　　第一堂课我都要讲解钱穆先生的几段名言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钱穆先生《国史大纲》的弁言。在清华上课的时候，每门课的第一堂课我都要讲解几段名言。抗日战争的时候，钱穆先生以一个人的力量写了一部《国史大纲》。钱先生在回忆这部书的写作过程时讲，当时昆明西南联大经常会听到空袭警报，警报响起来的时候，大家都拼命跑，跑到野外，跑到防空洞去。钱先生的《国史大纲》，就是在那样一个不时要跑警报的特殊环境下写成的。

　　我特别推重钱先生，因为他不是一个书虫，也不是为了个人的功名利禄而奋斗一辈子的所谓学者，他把自己的学术与民族存亡紧密联系在一起。当年他在北大的时候，胡适那些人都西装革履，一副外国教授的做派，钱先生穿中装，陈寅恪、王静安先生在清华也都是穿中装。胡适看到钱先生穿中国的衣服，就挖苦说：你能代表中国文化？钱先生理直气壮地说：“是的，我就代表中国文化。”在那个年代说这种话，是需要勇气的。

　　《国史大纲》扉页上的几段话，是我的座右铭。这几段话的内容如下：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国家自身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理应对中国的母文化有温情和敬意

　　这四段话，有严谨的逻辑。作为国民，如果不了解本国的历史，即使有知识，也不配叫有知识的国民，因为没有尽到一个国民的义务。中国的母文化与中国历代先祖的生活经历等密切相关，是我们的先祖一代又一代辛勤创造的，所以我们理应对中国的母文化有温情和敬意。我们读外国史，往往不容易有温情和敬意，因为它们与我们的生活相隔太远。如果对本国历史没有敬意，那么所读就相当于外国史。

　　什么叫“偏激的虚无主义”呢？即认为中国历史一团漆黑，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其满意，认为自己站在历史的最高点，历史上没一个人比上自己。它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进化论，实际上是一种浅薄的、狂妄的进化论。抱有“偏激的虚无主义”的那些人自认为站在历史最高之顶点，他们把中国被八国联军侵略怪罪到孔子身上。其实，那是资本主义的侵略本性使然，与孔子无关。其他国家的情况亦是如此。比如德国的古典哲学非常发达，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都是哲学大师，后来德国走上了法西斯道路，但是没有一个德国人说，德国之所以会走上法西斯道路是因为康德和黑格尔这些人。德国人照样以它历史上的古典哲学而自豪。可是，在我们中国人中却有人把一切问题都诿卸于孔子，这表面上看是懂得反省、自觉，其实是在推卸自己的责任。中国人应该把当下的事情做好，不要总是逃避。中华民族要振兴，首先是文化的振兴；而文化要振兴，要有大批有民族自尊、有文化自觉的知识青年。

　　一个国家首先要有稳固的本位文化

　　我们现在之所以要起来呼吁，是因为我们的母文化在近百年来流失得非常严重。我并不是排斥外来物品，而是强调一个国家首先要有稳固的本位文化，然后再去吸收外来文化之长。可我们现在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自1840年以来，中国本位文化的流失已经到了非常危急的关头，如果我们还不去努力地打造本位文化，做大做强，反而嫌西化得不够，那么历史悲剧就有可能发生。

　　我们现在讲礼仪，讲文化，讲中国人的基本道德，归根到底是要把我们民族文化里面最优秀的东西找出来，把民族精神找出来，然后引领我们民族向上。钱先生的几段话，我在清华开课的时候第一堂课就讲，感叹自己这样一句一句地讲，也不知道有几个人能听进去，可是我能做的也就是这么多了。作为一名大学教师，我站在讲台上，只能讲我的立场。没想到过了一个学期，清华新闻传播学院有一位名叫李强的学生，他回家乡山西写了一篇调查文章叫《乡村八记》。有一天，我无意中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讲有人去采访李强，问他怎么想到写《乡村八记》？他说：“是因为钱穆先生的一段话，这段话是彭老师在第一堂课上满怀深情地逐字逐句作了讲解的，我被震撼了！这段话成了我写《乡村八记》的座右铭。”我当时看了很感慨：总算没有白讲！听课的五百位学生只要有一个人听进去了，影响了他的人生之路，足矣。希望今后能够有更多的人肩负起这种责任。（作者为清华大学教授。本文摘编自《礼乐文明与中国文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