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章太炎”，被年轻一代分成几块
        鲁迅自然是章太炎的好学生，胡适、周作人、钱玄同、吴虞等五四旗手也汲取了章太炎的精神资源。正如林少阳所言：新文化运动到来之后，一个“章太炎”被年轻的一代分成几块，各取所需。胡适吸收了章太炎的“国故”，周作人、沈兼士将章太炎的方言音韵之学用于《歌谣》杂志。他们成功地将章太炎的思想资源创造性地转换为了反复古的新文化运动。
        上述新文化旗手中，胡适、吴虞并未列籍章门。然而胡适初到北大时，曾下苦功夫研读章太炎著作，以至于其学生毛子水甚至认为胡适是“唯一能发扬太炎之学的人”。陈平原在其《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一书中把章太炎、胡适看作晚清及五四两代学人的代表。正如林少阳所提示的那样，胡适把“整理国故”视为新文化运动中的一环，这与当年以章太炎为核心的国粹派所倡的以保存国粹来效仿欧洲文艺复兴的思路颇有相通之处。“国故”二字便出自于章太炎的名著《国故论衡》。同样的，被胡适誉为“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的吴虞，其攻讦孔家店的思想来源也主要来自于章太炎的《诸子学略说》。
        作为白话文学的旗手，胡适的语言文学观也曾受到太炎启发。毛子水曾指出章太炎的《文学论略》主张“文”的用处就是“达意思、达语言”，因而启发了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关于国语文学的思想。章太炎拆除应用文与美文之间藩篱的文学论，也给胡适的白话文运动带来了最初的灵感。在文学上，他也是章太炎的知音。对于太炎颇有争议的泛文学观，胡适曾为之辩白，称其文学义界之说可以防止“美文”不注重内容。章太炎曾反对“学说”与“文辞”之分，胡适也坦陈自己“不承认什么‘纯文’与‘杂文’”，把太炎的学术著作《国故论衡》《检论》都视为“古文学的上等作品”。章太炎曾多方强调“修辞立诚”，而胡适也要求语言“言之有物”，主张“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写”。虽然这些联系并不是一一对应的，但对理解胡适而言却是至关重要的。在此基础上再来看胡适写于1924年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不仅高度称赞章太炎对近代诗歌批评的结果“是一种很激烈的文学革命”，甚而把章氏推为50年来之第一作家——也就不至于像胡先骕那样感到匪夷所思了。不过，即便是这样的胡适，与章太炎也毕竟是两代人。他们在诸子学、语言的选择以及读经等问题上，都有不同的见解。五四一代的学术，已经在胡适对章太炎的继承和批判中得到了新的发展。
        影响本有正面和负面之分，章太炎对新文化人的影响既有正面的引导作用，也有负面的“刺激”作用。应该看到，新文化人对章太炎的思想既有吸收也有批评。周作人在继承了太炎方言思想的基础上，希望通过方言调查来恢复汉语语言文学的活力，却也曾隐约表达过对太炎文学观念的不同意见；钱玄同对于白话文的主张得益于章太炎言文一致的观点，却也曾批评其师的学术与科学方法背道而驰；顾颉刚曾肯定章太炎在整理国故、音韵学及攻击今文经学派方面有益于现代学风，又在“古史辨”中把他视为落后守旧的人物；傅斯年将章太炎视为清学结束期的代表，却又尖锐地批评他的文字学研究是学术的倒退。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本身也在提示着章太炎及五四的复杂性。“青”既要胜于“蓝”，就不能完全依从于“蓝”。要理解新文化人对章太炎态度的两面性，毛子水的解释不妨一听：“因为对于那种学派用力较深，所以对那种学派的弊病也看得清楚些。”
        学生与老师之间，并不一定是言听计从、亦步亦趋的，也可以是像梁启超与康有为那样批判性的继承。鲁迅、胡适、周作人、钱玄同等五四旗手对于章太炎的批判性继承，正是对章太炎“狂狷”精神的最好阐释。用周作人的话来说，就是“爱真理时尽管造反，却仍是相当的爱吾师”。章太炎被其学生们有选择地继承下来，转化成为了新文化的现代资源，至今依然在影响着我们——这便是“章太炎‘复古’的新文化运动”的题中之义，也可以成为我们在太炎150周年诞辰之际纪念他的一种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