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林少阳《鼎革以文——清季革命与章太炎“复古”的新文化运动》

《鼎革以文——清季革命与章太炎“复古”的新文化运动》 林少阳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文化”是以反“复古”为旗号的。在东京大学教授林少阳所著《鼎革以文——清季革命与章太炎“复古”的新文化运动》一书中，“复古”与“新文化”这一对充满张力的词却巧妙地融合在了对章太炎的评价之中，令人耳目一新。不由得想起不久前毛尖对陈子善的评价：“只要陈老师在，鲁迅和张爱玲就能在一个朋友圈。”林少阳亦是，他仅用一个字——“文”，就举重若轻地串起了章太炎的“复古”与新文化运动。在他看来，章太炎是反儒家的儒家，而新文化运动亦为反儒家的儒家运动。清末革命其实是新文化运动的“上半场”，五四则是“下半场”，章太炎便是两个“半场”之间最密切的联系人。
        同一个鲁迅，为何前后差异如此大
        “鼎革以文”中的“鼎革”一词出自《易经》，意指改朝换代。“文”是什么？何以能有改朝换代的力量？要讲清章太炎笔下“文”的内涵，素来是个难题。在不同的语境中，章太炎的“文”有文字、文章、文体、文学、文化，甚至国粹的意味。而林少阳在东亚思想史、学术史的脉络中给“文”赋予了更有力量的解释：它不仅是中国思想传统的核心，还是东亚汉字圈中近代学术与现代性的关键，关联着儒家传统与西方的伦理政治理念。正是因为如此，“文”才能够成为清季思想革命的重要手段。
        全书分为九章，展示了章太炎与晚清政治革命、晚清思想文化运动以及新文化运动等方方面面的关系。通过对其矛盾性的解读，极好地呈现出了章太炎“复古”表象后的现代性。“以复古为解放”是梁启超对清代乾嘉汉学的高度评价；作为清代学术的集大成者，章太炎则是“以复古为革命”的先驱。
        章太炎未曾直接参与新文化运动，对白话文的态度也不甚赞同，为何近年来学界越来越多地强调他对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其中最为直接的一点即源于他培养了一批以其为思想标杆的五四旗手，其中“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者莫过于鲁迅。林少阳以鲁迅名作《破恶声论》为例，展示了青年鲁迅与章太炎思想之间的深度关联：鲁迅的“伪士当去，迷信可存”明显受到章太炎“以宗教行革命”思想的影响；鲁迅反“国民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思想立场多得益于太炎；鲁迅提出的“兽性爱国主义”概念与章太炎对国家主义、帝国主义的怀疑性批判不无关联；鲁迅视佶屈聱牙的古文为“输入文明之利器”，也深受太炎语言观的影响……诚然，这一时期鲁迅接受章太炎的影响是有迹可循的：他与周作人以古文翻译《域外小说集》，就是从复古的文学立场对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回应；他也曾自陈当时“受了章太炎先生的影响，古了起来”。（《〈集外集〉序》）
        如果说20世纪初的鲁迅是章太炎“复古”的追随者，那么新文化运动中的鲁迅则是章太炎思想的转换者。这种“转换”有的时候却以一种叛逆的形式展开：鲁迅不但对章太炎所看重的“国粹”“国故”冷嘲热讽，对“古文”“文言”更是毫不留情。新文化运动后的鲁迅在现代思想界以“反复古”的精神斗士形象示人，与章太炎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同一个鲁迅，为何前后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如果简单地认定新文化运动后的鲁迅与章太炎的“复古”思想背道而行，那又如何解释鲁迅晚年强调对自己早年的文言文章“并不后悔，甚而至于还有些爱”（《〈集外集〉序》），如何解释其逝世前两次撰文回忆章太炎？
        随着近年来章太炎研究的升温，我们幸而得以通过李振声、陈雪虎、彭春凌、仲济强等学者的研究看到鲁迅与章太炎之间深度的精神关联：小到鲁迅以章氏强调的“真”来反对“瞒和骗”（《论睁了眼看》）、把太炎对中国人鬼神经验的学术研究转化为小说中沉浸于鬼神想象“木刻似的”祥林嫂（《祝福》）、吸收太炎名家的主张作为其杂文循名责实的核心论式、效仿太炎从《说文解字》入手讨论文学的起源；大到把章氏以国学对抗孔教的思路用于新文化运动中的反孔教运动、在章氏音韵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以“呐喊”来唤醒“无声的中国”、在太炎所推崇的魏晋文章中追寻个人反抗与独立……换个角度来看，鲁迅之所以在新文化运动前后公开表现出对“文言”和“国故”的敌意，更多地是出于一种矫枉过正的思想动因，一如他在“铁屋子”的寓言中所陈。“文言”与“国故”，本来并非一无是处，只是容易被复古者所利用，变成反对白话与新文学的武器。可以说，章太炎对鲁迅的影响并不仅只在其青年阶段，也延伸到了新文化运动之后。鲁迅对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意义自毋庸赘言，然而要读懂鲁迅，不能不读章太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