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改革40多年来的成就举世瞩目，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曾说：“谁能正确解释中国改革和发展，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陈云贤的著作《经济新引擎——兼论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就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作出的理论解释，并对市场经济理论作出了新的探索。

　　一

　　该书提出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概念，并对二者的辩证关系进行了创新性研究。

　　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深邃理论思考，贯穿中国经济改革40多年实践的全过程。对二者关系的认识最初体现在对计划与市场的讨论中。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同志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深刻思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思想渊薮。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同时也要看到市场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定义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坚持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积极作用，已经成为坚持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共识。

　　该书从经济学经典概念“资源配置”入手，创造性地提出“资源生成”的新概念，认为资源配置中存在“资源生成”领域，进而由“资源生成”提出“生成性资源”的概念，城市基础设施资源等是“生成性资源”的代表，地方政府是“生成性资源”领域的竞争主体。书中将“生成性资源”分成三类：与产业发展相对应的资源，属于“可经营性资源”；与社会民生相对应的资源，属于“非经营性资源”；与城市基础建设相对应的资源，属于“准经营性资源”，包括硬件公共设施、软件公共设施，以及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城乡基础设施、逐步开发建设的智能城市系列工程等。

　　基于上述划分，该书提出了地方政府相对应的不同职能。对于“可经营性资源”，地方政府应当做好规划、引导和扶持工作，实行调节、监督和管理；对于“准经营性资源”，地方政府可以进行城市基础设施等的投资运营，参与市场竞争；对“非经营性资源”，即公共物品或公益事业，地方政府有责任进行“社会保障、基本托底、公平公正、有效提升”的宏观调控与管理。

　　由此，该书提出了现代市场经济竞争的“双重主体”理论——产业经济的竞争，以企业作为主体；城市经济的竞争，以地方政府作为主体，这一竞争仅限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开发、运营和管理领域，其目的主要在于优化城市资源，提高城市经济效率。

　　在对地方政府职能和市场竞争主体进行上述划分的基础上，书中提出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结合的观点：一方面，市场在产业经济、城市经济的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规律对产业经济、城市经济中的市场竞争起根本性作用。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既是城市经济的竞争主体，遵循市场规律推动区域经济实现可持续增长，同时又对当地的产业经济实施规划、引导、扶持、监督、管理等职能，对民生经济发挥保障、托底、提升的作用。

　　二

　　提出创建中观经济学的设想，是该书的又一大亮点。

　　现代经济学可以划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大体系。微观经济学研究市场机制如何决定资源配置，基本理论是价格理论。宏观经济学以国民经济总过程的活动为研究对象，主要考察就业水平、国民收入等经济总量。该书则创造性地提出了以地方政府为研究主体的中观经济学。

　　在该书的中观经济学框架下，广义的区域资源或城市资源，包括产业资源、民生资源和基础设施资源三类。地方政府的竞争也相应分为民生经济竞争（主要涉及与社会民生相对应的资源，即非经营性资源）、产业经济竞争（主要涉及与经济增长相对应的资源，即可经营性资源）和城市经济竞争（主要涉及与城市建设相对应的资源，即准经营性资源）三类。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既表现在民生经济、产业经济、城市经济及其配套政策措施上的广义竞争，又表现为在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现代化智能城市开放建设项目及其配套措施上的狭义竞争。

　　企业竞争和地方政府竞争构成了市场竞争的“双重主体”。企业竞争是在产业经济层面实现产业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即商品市场中的竞争。地方政府竞争则是在城市经济层面实现对城市资源的宏观调控与管理，即以基础设施投资资源为主的竞争。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需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在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社会民生等方面展开竞争，包括项目竞争、产业链配套竞争、人才和科技竞争、财政和金融竞争、基础设施竞争、环境体系竞争、政策体系竞争、管理效率竞争等各个方面。

　　沿着这样的理论建构，作者在书中提出，有为政府不仅关注“非经营性资源”和“可经营性资源”的调配与政策配套，而且能参与、推动“准经营性资源”的调配和政策配套；有为政府可以依靠市场机制，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对产业经济发挥引导、调节、预警的作用，对城市经济发挥规划管理的作用，对民生经济发挥保障、托底、提升的作用，其目的是推动改革，形成经济增长的领先优势，实现可持续发展。

　　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辉煌成就，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由地方试验和顶层设计相互作用、正向激励的产物。中国改革的很多重要成果和制度创新，发端于地方，取得良好成效后，其成功经验被提炼总结并纳入新一轮的顶层设计。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特区建设带来的城市改革，地方政府的有为与担当，在历史的关键节点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三

　　“一带一路”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是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合作平台。当前，“一带一路”建设已经从总体布局的“大写意”阶段转向精雕细琢的“工笔画”阶段，正在迈向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共建‘一带一路’，关键是互联互通。”“基础设施是互联互通的基石，也是许多国家发展面临的瓶颈。建设高质量、可持续、抗风险、价格合理、包容可及的基础设施，有利于各国充分发挥资源禀赋，更好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实现联动发展。”

　　为什么共建“一带一路”的关键是互联互通？为什么基础设施是互联互通的基石？该书认为，以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为主体的新生成性资源领域，既是全球性准公共物品，又是世界各国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有助于促进世界各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种新引擎，在资源生成领域，有别于产业经济和民生经济，现阶段主要体现在以基础设施软硬件投资建设乃至智能城市开发运营为主体的城市经济发展中（接下来还会逐步体现在太空资源、深海资源以及极地经济、网络经济的开发运营中）。这种新引擎对世界各国而言是新的经济增长极，因此应全力推动以基础设施开发建设为主体的投资新引擎、创新新引擎和规则新引擎。由“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构成的现代市场体系，能够在竞争中充分发挥企业对产业资源的配置、政府对城市资源的宏观调控与管理，提高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的水平，进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与发展。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副研究员、丝绸之路研究院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