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做文化遗产抢救，本可以写出更多作品

　　记者：在上世纪90年代您几乎放弃了小说写作，全身心投入到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上，有没有遗憾？

　　冯骥才：说句实话，如果我不做文化遗产抢救，我可以写出更多的东西，特别是长篇，我心里有好几部长篇，有的长篇我家里都有专门的材料，构思基本上想明白了，小说想明白了是不能都想完整的，得有一部分留给想象，只有这样写作过程中才有激情，有灵感，才能诱发你不断去创造。想明白的长篇有好几部，我到现在都觉得，这些对我还有魅力，但我已经没有体力写了，因为没有两年的时间，一部30万字的长篇拿不下来。尤其是现在文化遗产抢救没有结束，哪个村子有什么事，不断有人来找我，还得想办法去解决，不可能完全像职业作家一样，拿出时间去拼一个长篇。所以我羡慕贾平凹、迟子建他们，能躲起来，与世隔绝，两年后把一个长篇拿出来了。去年，全国文联和作协为我在天津大学做了一个“为未来记录历史”的研讨会，来了很多国内外的学者，在发言中我说过一句话，我说王蒙说他生命里有太多历史的政治和政治的历史，我说我和他这一点是一样的，但有一点不同，我反过来也干预了生活，干预了社会。我太主动地去干预，比如说我要解决这些文化遗产抢救的问题，大量的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我要跟太多的文化遗产当地的政府机构相关人员打交道。

　　记者：抢救古村落这么多年，一开始肯定是最困难的，后来有没有一个节点，工作做起来比较顺利了？

　　冯骥才：2011年9月在人民大会堂，中央文史馆60周年纪念，温总理主持，国务院安排我发言，我讲国家必须要紧急抢救古村落。我说汶川地震时，北川是大禹的故乡，北川城淹没在堰塞湖底下了，当时温总理很着急，我说中国何止一个北川，何止一个大禹的故乡，我们无数的故乡都有悠久的历史，但是，2000年中国有360万个古村落，到2010年还剩下270万个，这十年我们失去了90万个村落，相当于一天消失80到100个村落。我们一个农耕大国，我们的古村落就这么丢了。中国所有村落没有村落史，所以我们丢了什么村子，我们不知道，怎么对后代负责？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在毁掉我们的历史文化方面，我们也创了纪录。温总理听完这句话激动了，他说我们必须要保护好我们的古村落，不能让我们的后代连我们的家园也不知道。他和我有个对话，当时就有一篇稿子，《温家宝同冯骥才对话古村落保护》。等我从人民大会堂出来，上了汽车，打开iPad，已经有很多网站转载了。不到十天，温总理就让住建部的领导到我这来，听我的意见，古村落怎么保护。我说我就提一条，建立古村落保护名录。现在全国有4153个村子列入了名录。

　　后来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在中南海，我也去了，提的还是国家在古村落保护方面必须有所作为。国家马上就支持了，很起作用。

　　记者：现在古村落还在减少吗？

　　冯骥才：仍然消失得很快。我有一次到河南，《清明上河图》画的是开封，我们把清明节作为节日保护。然后我们到山西晋中去看一个村落，怎么走呢，我说穿太行山吧，看看太行山里面的山村到底是什么状况，过去个别的看过，往里走没看过。山路难走，道路两边就是万丈深渊，走了两天，一走进去我吓了一跳，80%的村落全空了，都出去打工了，村子还有，带不走的农具都扔在那儿，大树洞里面土地爷的塑像还在里面，但是村子几乎全都空了。

　　记者：村里的老人还在吗？

　　冯骥才：个别的有。

　　记者：对这种村民主动选择让它消失的村落如何保护？

　　冯骥才：我们这儿的一个学者在做一个项目，在山西阳泉，山西与河北之间有一个村子，叫大汖村，还剩下11个人，每年递减，我们做这11个人的口述史，每年春节、中秋，还有当地信奉的一个信仰举行祭祖仪式时，散布在全国各地的人都回村，我们的学者也过去，做口述，把这个村子变化的过程拍摄下来。明年我们预备专门搞一个展览，讲中国村落在当代的问题。我们的村落五千年没有出现这种问题，到当代突然变化了，我们应该留住什么？

　　记者：您是不是全国所有的地方都跑遍了？

　　冯骥才：大部分吧，我的高原反应特别厉害，我去过两三次云南，每次都有高原反应。所以西藏去不了，我个儿太大，可能需要氧气太多吧。我第一次去云南是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时候，1979年，刚写小说，有了影响，中央慰问团到云南，让我去了，到了之后忽然觉得喘不上气，憋得特别难受，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说活动活动就没事了。部队听说我会打篮球，打完一场球，舒服一点儿了，我就到部队的卫生所，医生一看说你怎么还打篮球？赶紧给我开药。后来我觉得没事，一个人跑到金平县，最前面的战场。那时候我就知道我有高原反应。西藏没去特别遗憾，我就想去西藏西部，我是画画的嘛，那里的壁画特别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