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故事我知道太多

　　天津人性格我太了解

　　记者：您出生在天津，这一辈子也没离开天津。

　　冯骥才：有时候出差到外地，写长篇的时候在北京住过一段时间，家一直在天津，别的地方也有想让我去的，但我没想过离开天津。我觉得一个挺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母亲今年102岁，我不能离开。她身体非很好，前两天还给我发微信说，最近别来，太热了，我放你一个小长假吧。或者半夜给我发一段人生感怀，写首诗，拿iPad画点儿东西给我发过来，精神特别好。

　　记者：最年长的微信用户……

　　冯骥才：而且她兴趣广泛，看世界杯，夜里看不了，白天看重播，这两天就看亚运会了，她是女排的“粉丝”。我爱人也没离开过天津，孩子也在天津，一家子都没离开过天津。我身上流淌着两种血液，一是宁波的血液，我父亲的血液，宁波人精细、认真，我做事情就特别认真、清晰，是宁波人的特点。另一种就是天津的血液，我觉得我就是属于天津的。

　　记者：您最喜欢天津什么？

　　冯骥才：我从出生到现在，七十多年里，我的喜怒哀乐都在这儿，我结婚在这儿，生孩子在这儿，“文革”受苦的时候在这儿，我在塑料厂当工人，做推销员，骑着自行车天天在天津城里跑，天津城的一切我都熟悉，我到工厂去跑业务，坐那儿跟人家喝茶、抽烟、聊天，所以我能写《俗世奇人》，就是因为天津人的故事我知道的太多了，所以我能写《神鞭》，我对天津人的性格太了解了。我喜欢天津人的性格，天津人的豪爽，天津人的厚道，天津人的强量，天津人的戏谑，天津人的好面子，逞能，包括天津人的缺点，我都喜欢。喜欢一个人，如果连他的缺点都喜欢，才是真的喜欢。就像夫妻，长期生活在一起，对方什么缺点都不以为然了。我因为太热爱这个城市了，太熟悉这个城市了，一个作家写东西，一定要写他最熟悉的生活。天津的生活到了我的书里，跟我的生命融为一个整体，天津好的东西我一定以它为荣。

　　记者：“冯骥才的天津”成了一个符号性的标志。

　　冯骥才：香港三联书店出版过一本书就叫《冯骥才的天津》，当时出了几本，《沈从文的凤凰》《老舍的北京》《茅盾的乌镇》《王安忆的上海》，我写了一篇序，叫《灵魂的草》，我说天津是我灵魂的草，是我的窝，这个城市的风我都有感觉，秋天的风刮过来，我觉得跟别的城市都是不一样的。我的灵魂跟这个城市是相通的。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第一个我写的是杨柳青年画。评审非遗的时候我是主任，有人说狗不理包子精神性的东西不足，我说怎么不足？狗不理包子有民间传说，我把狗不理的故事讲出来，在《俗世奇人》里专门写到了狗不理，这本书里面我写了大量的天津文化，狗不理、相声、曲艺、各种手艺、武术。再有做皇会的档案，我们给天津的十道皇会，每道都做了一本档案调查，档案发布的时候请全国许多专家来天津开会。这个城市有好的东西，所以当你的城市要拆的时候，当然我就急。

　　记者：当下您最想做的和天津有关的事是什么？

　　冯骥才：在天津文化工作会议上，我提了一条，把天津文化最有优势的项目做出来，比如天津的曲艺，过去有马三立、骆玉笙，现在也很强，天津应该重点抓曲艺，应该做一个曲艺博物馆。骆玉笙的孙女骆巍巍来看我，我问她老太太的鼓还有吗？她说好多人想买，他们没卖。我说千万别卖，曲艺博物馆，如果没有这个鼓，怎么说明老太太？马三立的大褂也不能卖。这些东西都是曲艺博物馆里面重要的东西。

　　还有一件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个法国学者来天津，找我做一个课题，就是我怎么做文化遗产保护。他说他知道我保护五大道做了好多事，当初自费出《五大道画集》，后来民园体育场要拆，香港商人要在那儿盖一片高楼，我对市里的领导说，民园绝对不能拆，我把道理讲清楚，领导同意我的意见，盖了“水滴”体育场，我把这个事写到《漩涡里》。法国学者跟我说，五大道和解放北路可以申请世界文化遗产。世界上主城区是文化遗产的，像伦敦、萨尔斯堡、维也纳、布拉格，中国还没有一个城市的主城区是世界文化遗产。我在脑子里划了划，五大道，从小白楼过去，把解放北路圈起来，不能大修大建，就是整理好，可以找一批专家一块儿研究。如果天津有世界文化遗产，旅游价值和知名度都会提升。

　　记者：五大道曾是租界，评选世界文化遗产没问题吗？

　　冯骥才：比如说意大利热那亚的新街和罗利宫殿体系，是世界文化遗产，有很多外国的殖民建筑；日本神户北野异人馆街，也是很多殖民者到日本盖了很多洋式小楼。租界是天津的历史，是人类的历史，正是这个城市的特征，恰恰也是别的城市没有的，所以没有问题。过两天那个法国学者带着法国巴黎大学的校长一起来，我想跟他再谈这个事，有没有可能提供一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