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性格决定他更多是在观察
主持人:这样一解释,确实让我们对整个个体方向有了一个更清晰的把握。有时候觉得写《老子传》不仅仅是一个创作,也是解密的过程,自己带着一点点疑问,在探索过程当中不断地转向,有新的证据或者有新的理解,让你来更加接近一个似乎虚无缥缈、两千多年前的个体。
余世存:我印象中最深的,我写老子和孔子在首都见面的那个情况。从文本上知道老子送孔子的时候说,别人送东西都是送物质性的礼物,我要换一个方式,我送你言,送你几句话。这符合民间的说法。我小时候听到老辈人跟我们讲,我没有什么东西送你,我送你几句话。这符合中国文化的特点。老子当时送孔子也是几句话,而且可以看得出来是在教训孔子,让孔子低调一点,要学会韬光养晦一点。
为什么说这句话?那就要还原一下当时的情境。孔子当时30多岁,第一次到首都,就像我们刚来到北京和上海这样大都会的时候,一方面有一种兴奋感,一方面不免去发些议论,像孔子这样有抱负的人,在议论当中有一种豪情,他可能说点大话。这种话不免传到老子耳朵里面,老子说这个年轻人来首都还没了解情况,就大言不惭说了那么多大话。那么老子在给孔子送别时就会劝孔子一下。
所以我就把这个情境还原过去了,原来古人那些话,用我们现代人情境去了解并不陌生,这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只不过我们如果去掉一些生活的背景,我们光看老子送孔子那句话的时候,我们觉得很高大上,其实是很寻常的事情。
就是这么慢慢拼凑出来的。
主持人:我们现代人看古代书,特别是经典类的东西,很容易遥远化,神秘化。而且受当时传播介质的影响,竹简传播的年代必须极简,不会把前后的铺垫、一些细节和时代感描述代入进来。这样很容易把这个事情同背景割裂,使其存在于一个虚无缥缈的世界里面。可能恰恰也是因为这样一种表达和描述,以至于老子这个人物形象变得更加模糊了。您前面提到了老子身世当中背景的因素,作为一个真实个体相关的组成。那他后来成年包括担任公共职务之后,性格可能会存在哪些特点?
余世存:老子做官,无论是做国家图书馆馆长,还是做礼宾司的官员(这是用我们现在语言的称法),做诸下使,朝廷上的讨论他记录下来,类似于速记员一样,他跟孔子做的官不一样。孔子为官和老子为官,他们态度也不一样。孔子是拼的,敢于争。孔子在鲁国当官的时候,是真的有争取原则的一面,但老子做官时,他其实更多是旁观者。派系斗争中让他出主意的时候,他也是尽量,用我们现代话讲有点和稀泥。这类故事,其实我在书里面都写进去了。包括周景王死的时候,他的儿子为丧礼去问老子,老子也是和稀泥。他的性格决定他更多是在观察。
谷雨前后,撒花点豆、种谷子。这时,常有一场雨应时而落;真是好。好雨知时节,润物,又不喧嚷,像好脾气的人,善解人意,把好事不言不声地就做了。
决策管理机构的毅然出手,脱钩学校的“特长生产业”还会受到追捧吗?其实这是一个市场问题,而不是简单的教育相关问题,所以还真不好说。
能不能在某一天,某一时间,暂时丢下这些营营的忙碌,让灵魂诗意地栖居,让“此身”真正属于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