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罪适用范围最广，成了一个框，什么都往里面装，这显然超越了刑法中一个罪名所能包容的范围，加上一种行为，不同地区在量刑幅度上存在很大的差别，故而笼统规定就不符合罪刑相适应的原则了，越来越引起社会的不安。

　　现在许多人不知道，原来流氓犯罪最高是可以判死刑的。

　　流氓本来是民间社会对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惹是生非的笼统说法，后来又演化成流氓罪，是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一件利器。再到后来，流氓罪又被取消，如今已成为一种历史名词。从流氓罪的设立到取消，正好反映了我国社会的发展和法治的进步。

　　完颜绍元在其所著《流氓的变迁》一书中，对“流氓”一称作了如下界定：流氓"是脱离了古代社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田地，因此没有正当的业务可恃且又愚昧无知的社会底层成员；而作为流氓之“流”的字义中，又可包涵或引申出向坏的方向嬗变以及放纵成弊等内容。合而言之，大致可以把“流氓”一词从词义上界定为：特指脱离生产不务正业而在社会上游荡，并以悖离传统道德文化和破坏社会秩序为基本行为特征的不良分子。

　　因此，民间所指的流氓就是那些不务正业的底层人员，专门干些伤天害理的坏事，恶劣又下流。改革开放初期，社会正处于激烈的转型时期，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尤其是出现了一些没有正式职业的人，经常施展下流手段，到处寻衅闹事，社会治安出现许多隐患，影响社会的正常秩序。一个安定团结的社会也是一个法治社会，1979年，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出台，对于流氓的法律制裁也就始于这部法律。按照我国79刑法中第160条规定，流氓罪是指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破坏公共秩序，情节恶劣的行为。情节恶劣的，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流氓集团的首要分子，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当时，流氓罪的设立是参照苏联及东欧的相关条文的。例如苏联刑法第206条规定：“流氓行为，即故意实施粗暴地破坏公共秩序和显然不尊重社会的行为。”这个当时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当的刑法条文，随着时代的发展却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不适了。

　　当时刑法的制定，尤其是对一些具体罪名的设立是宜粗不宜细，流氓罪除了前面三种稍稍具体的犯罪行为外，还加上一句进行“其他流氓活动，破坏公共秩序”，因为当时谁也想不出还会出现其他无法囊括的犯罪行为，于是增加了这一宽泛的条文，其他一时想不出的犯罪行为都可往这里放。这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口袋罪，什么东西都可往里塞。

　　为了解释社会上对此的疑问，人大和高院不断对流氓罪进行司法解释，“霸占售票窗口，强行发放自制的编队序号，迫使旅客购买序号”算流氓罪，“未婚男子以‘恋爱’为名，玩弄女性，奸淫多名未婚妇女，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算流氓罪；连公交车上强卖假烟是算抢劫还是流氓也让法律专家感到困惑。

　　在量刑上也是，情节恶劣的可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流氓头子可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后来为了从重从快打击犯罪，人大常委会更是出台司法解释将流氓罪的适用刑罚提高至死刑。在上世纪1983年严打之中，流氓罪的适用达到一个高峰。有些看似纯粹的生活作风和道德问题，被上升到了法律问题，被以流氓罪判处。

　　流氓罪适用范围最广，成了一个框，什么都往里面装，这显然超越了刑法中一个罪名所能包容的范围，加上一种行为，不同地区在量刑幅度上存在很大的差别，故而笼统规定就不符合罪刑相适应的原则了，越来越引起社会的不安，一些学者也纷纷对此发表专文，认为流氓罪罪名抽象，相当宽泛，缺乏严格的意义和论证。罪状含糊笼统，与其他一些违法行为界限不清。法定刑与罪状缺乏对应性，究竟何种行为适应哪一种具体的法定刑很难把握。看来，随着时代的发展，流氓罪不适应现代社会也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不利于社会发展。

　　如何改，法学界认为，需要分解罪名、充实罪状。1997年，新刑法通过，直指投机倒把罪、流氓罪、玩忽职守罪三大口袋罪，全部被取消。“流氓罪”被分拆为具体名目的多个罪名：即第六章第一节扰乱公共秩序中的聚众斗殴罪（第292条）、寻衅滋事罪（第293条）、聚众淫乱罪和引诱未成年人参加聚众淫乱罪（第301条）、盗窃、侮辱尸体罪（第302条）。另外在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第237条中确立了强制猥褻、傳辱妇女罪以及猥亵儿童。新分解出的罪名全部废除了死刑和无期徒刑。“流氓”的叫法从刑法中彻底消失。

　　（作者系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