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共治时代》,吴钩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以宋仁宗为主角的电视剧《清平乐》最近开播,这大概是仁宗皇帝第一次在文艺作品中充当主角。事实上,中国历朝帝王之中,宋朝第四任君主——宋仁宗赵祯可谓是在位时间很长、存在感却极低的一位皇帝。
赵祯在民间文艺作品中的存在感低,是可以理解的。他没有秦皇汉武的丰功伟业,没有唐宗宋祖的雄才大略,也缺乏正德皇帝那样的鲜明个性、乾隆下江南那样的戏剧性经历。他是一个庸常的君主,居于深宫,生活平淡如水,当然没有一个民间文人愿意将他平庸的人生演绎成人间传奇。然而,仁宗朝人才之盛,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时代可以比肩。苏轼说:“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搜揽天下豪杰,不可胜数。既自以为股肱心膂,敬用其言,以致太平,而其任重道远者,又留以为三世子孙百年之用,至于今赖之。”明代李贽也感叹说,仁宗一朝,“钜公辈出,尤千载一时也”。众多民间演义故事取材于宋仁宗朝,大概也是因为那个时代人才济济。一个庸常君主御宇的时代,为什么会涌现出如此之多的杰出人物?
北宋嘉祐八年(1063)三月二十九日,五十四岁的赵祯走完了他庸碌的一生。北宋著名的大学者邵伯温当时才七岁,与父亲邵雍居住在西京洛阳。多年之后,邵伯温仍记得清清楚楚:当赵祯龙驭上宾的消息传到洛阳时,“城内军民以至妇人、孺子,朝夕东向号哭。纸烟蔽空,天日无光”。宋人感叹地说:“呜呼,帝上宾既久,都人与虏主追慕犹不忘,此前代所无也。”那个时代的人为什么会如此深情地悼念、纪念、怀念一名庸常的君主?
宋仁宗安葬于河南巩义永昭陵。南宋初,金人曾立刘豫为傀儡皇帝,管辖中原,刘豫却干起盗墓的勾当,“置河南淘沙官,发掘诸陵,上代陵寝,民间冢墓,无得免者”,位于巩义县的北宋诸皇陵悉被盗掘、毁坏,“惟昭陵如故”,盗墓贼居然没有对赵祯的陵墓下手。不知何时,也不知是哪一位宋人,经过永昭陵,看着眼前物是人非,触景生情,在壁间题下一首深切怀念仁宗时代的绝句,此诗有数个版本,差异只是个别用词,或云:“农桑安业岁丰登,将帅无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归梦想,春风和泪过昭陵。”或云:“农桑不扰岁常登,边将无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梦觉,东风吹泪过昭陵。”或云:“农桑不扰岁常登,边将无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梦过,春风吹泪洒昭陵。”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宋人回忆起仁宗时代,感觉那是梦一样的美好而易醒。著名的婉约派词人柳永写过许多首描绘仁宗朝如梦繁华的词作,其中有一首《望海潮》,对宋时杭州之“承平气象,形容曲尽”。一个庸常的君主为什么能够给后人留下“四十二年如梦”的集体回忆?
有意思的是,赵祯在位之时,士大夫对于仁宗之政其实谈不上十分满意,比如嘉祐三年(1058),王安石即作《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表达了他对时局的深切忧虑:“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赵祯本人也没少受士大夫批评,如嘉祐六年(1061),苏辙参加制举考试,在回答御试策问时,便毫不客气地对皇帝提出措词强烈的批评。毫无疑问,仁宗朝的士大夫并不认为赵祯是一位完美的君主。然而,在赵祯逝世之后,宋朝士大夫却将宋仁宗塑造成君主的典范,推崇有加。赵祯时代也被誉为“盛治”,是治世的楷模。一个显然并不完美的君主及其时代,为什么却得到宋代士大夫众口一词的称赞?
赵祯庙号“仁宗”,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庙号为“仁宗”的君主,宋朝名臣王珪撰写仁宗挽词,特别说“庙号独称仁”。朱熹的老师刘子翚认为:“仁宗之仁也,三代而下,一人而已。笑言承恩,咳唾为泽,薫酣沉浸四十余年,所以维民者尽矣。”元人修《宋史·仁宗本纪》,给出一段评赞:“《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明代内阁首辅张居正给年幼的万历皇帝编撰《帝鉴图说》,择上自三代圣王、下迄两宋君主“善为可法”者,集成“圣哲芳规”八十一则,其中来自汉文帝、唐太宗、宋仁宗的“善为可法”事迹最多,也就是说,在张居正看来,汉文帝、唐太宗、宋仁宗无疑是最值得后世君主效仿的圣君。明末大学者王夫之对宋王朝的整体评价并不高,但他却不能不承认:“仁宗之称盛治,至于今而闻者羡之。帝躬慈俭之德,而宰执、台谏、侍从之臣,皆所谓君子人也,宜其治之盛也。”一名存在感很低的宋朝君主,为什么在改朝换代之后仍然一再获得后人的赞颂?
历史上的宋仁宗赵祯,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一位怎样的君主?这些问题,让我对这位既庸常又仁圣的宋朝君主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吸引着我去接近他,尝试探访他的精神世界与历史世界。
赵祯既是人子、人父、人夫,同时又是一国之君主。我想讲述作为人子、人父、人夫的赵祯,希望能够写出他的性格与命运,他的尊贵身份与无趣生活,他的少年老成与暮年孤单,他的善良与懦弱,他的仁慈与宽厚,他的爱与哀愁,他的进取与退缩,他的坚持与妥协,他的任性与克制,他面对宿命的无可奈何。但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因为赵祯并不是一名个性张扬、经历丰富的人,他的一生太平淡了。宋人笔记中倒收录了不少仁宗轶事,可以一窥赵祯的性情,遗憾的是,笔记的记录多有讹误。
我更想讲述作为一国之君的宋仁宗。从本质上讲,君主是一种制度,所以,我用了比较多的篇幅记述发生在仁宗朝、能反映制度运行的事件。仁宗未必是这些事件的主角,但这些事件构成了作为君主的宋仁宗必须面对的制度环境。正因为君主是一种制度,仁宗往往被当成这一制度中的一个符号、一种象征——至少对于宋朝的士大夫来说,他们显然更希望君主成为制度的符号,因而,君主不应该表现出过于明显的个性,不应该流露出个人的爱憎。换言之,作为君主的仁宗,与作为个人的赵祯,有时候这两种角色是相冲突的。我们发现,当发生角色冲突时,仁宗常常选择克制自己的个人情感与偏好。仁宗之所以为后世士大夫所称道,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公元2020年,恰值仁宗诞生1010周年。谨以《宋仁宗:共治时代》,作为宋仁宗诞生1010周年的纪念。
(作者为知名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