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报告义务法定化和保护系统化

　　未来，未成年人保护法应当统一规定强制报告义务，实现报告义务的法定化。同时，为实现对未成年人的系统化特别保护，刑法应吸收域外立法经验，增设“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罪”专章。例如法国刑法典规定了“伤害未成年人罪与危害家庭罪”专章。同时，在未成年人保护专章下设立“知危不报罪”，实现报告义务的刚性化。具体为：“对未成年人负有监管、监护、看护、教育、救治等职责的人，明知未成年人面临严重危险或者受到犯罪侵害，而不及时报告，情节恶劣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一）“知危不报罪”将未成年人保护升级

　　第一，“知危不报罪”是“见危不救罪”的核心诉求。在2011年“佛山小悦悦案”中，18名路人漠视被车辆碾压的小悦悦，没有一人伸出援手或报警。类似案件常引发设立见危不救罪的呼声，但由于担心刑法的泛道德化等因素，我国并未设立此罪。德国、法国、西班牙等很多国家规定了见危不救罪，如《德国刑法典》规定“意外事故、公共危险或困境发生时需要救助，根据行为人当时的情况急救有可能，尤其对自己无重大危险且又不违背其他重要义务而不进行急救的，处一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见危不救罪是文明社会的人性需要，虽然我国犯罪圈较窄，很难整体设立见危不救罪，但对美好人性的追求，可以先通过“保护孩子”这一最低目标而落地。

　　第二，设立“知危不报罪”符合我国的立法价值。为了保护学生利益，我国刑法规定了对教育设施危险的强制报告义务，刑法第138条规定“明知校舍或者教育教学设施有危险，而不采取措施或者不及时报告，致使发生重大伤亡事故的”构成“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刑法已经肯定了教育领域的“知危不报罪”，明知校舍有危险而不报告可以构成犯罪，那么，明知未成年人有其他严重危险（如被犯罪侵害）而不报告也应当作为犯罪处理。

　　第三，设置“知危不报罪”可以回应其他法律的要求，弥补法律漏洞。我国的一些行业法律规定了知危不报应承担刑事责任，如执业医师法第37条规定，医师对于“患者涉嫌伤害事件或者非正常死亡，不按照规定报告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刑法中并没有对应的罪名。医师单纯不报告，不构成医疗事故罪、包庇罪，更无法按照共犯处理。只有增设相应的行政犯，才能回应类似行业法的强制要求。

　　（二）增设“知危不报罪”不违反刑法谦抑性

　　“知危不报罪”是义务犯，为了防止刑法滥用，现代刑法对纯正不作为犯持警惕态度。但是，只要限缩本罪的适用范围，就不会出现刑罚权滥用的情形。具体而言：一是将犯罪主体限缩为有法定职责的保护人，只限于工作期间的少管所、学校、医院、福利院等的工作人员，即让保护人承担法定义务，让一般人承担道德义务。与其他国家（如南非）相比，这样设定犯罪主体就大大缩小了处罚范围。二是将报告的情形限缩为“未成年人面临严重危险或者受到犯罪侵害”。刑法干涉的危险需要达到一定程度，“严重危险”是对未成年人有重伤、死亡或遭受严重暴力的危险，保护人不报告一般性危险（如轻度校园暴力），应当受行政处分而不能动用刑罚。同样，“犯罪侵害”也不包括违法侵害，如教师发现期末考试后学生身上出现了淤青（非长期性）而不报告，由于达不到虐待罪的程度，也不能动用刑罚。三是主观需要“明知”而排除了“应当知道”。司法实践经常把“应当知道”推定为“明知”，进而扩大处罚范围。未成年人基于害怕或无知等原因经常隐瞒自己的被害事实，例如，受害人对老师撒谎将家暴伤痕说成摔伤，幼女怀孕但欺骗医生已满14周岁或者将原因说成与同学早恋，保护人“应知”但因疏忽大意而未报告的，可能受行政处分，但不应承担刑事责任。四是入罪门槛需要“情节恶劣”。情节犯的立法模式大大缩小了“知危不报罪”这一义务犯的打击范围，保护人未履行报告义务但情节不严重，只适用行政处分或行政处罚即可。“情节恶劣”包括导致未成年人重伤或死亡、再次受到犯罪侵害、刑事案件证据灭失以及多次不报告等。五是本罪法定刑较轻。刑法不能要求保护人承担无限义务，该罪的目的不是大规模严厉处罚保护人，而是进行价值宣告，警示、敦促保护人积极履行报告义务，预防未成年人受害。

　　（三）“知危不报罪”可以弥补其他罪名的打击盲区。“知危不报罪”是兜底性罪名，可以弥补其他罪名保护未成年人的不足之处。比如，弥补包庇罪的不足。包庇罪也可以打击一些保护人不报告的严重情形，例如，孩子因严重校园欺凌入院而老师却告知警方“孩子是做游戏摔伤的”，医生明知幼女被性侵仍在病历上写道“外阴因骑车造成擦伤”。但是，认定包庇罪需要保护人有做假证明的积极行为，无法评价单纯不报告的消极行为，这就需要“知危不报罪”弥补漏洞，等等。

　　总之，仅靠家庭保护未成年人会出现严重漏洞，在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国际趋势下，我国应当进一步强化国家亲权，落实未成年人保护的社会责任，像保护天使一样保护孩子。只有保护人认真履职，各方力量全面参与，才能打造出儿童快乐成长的社会环境。

　　（作者为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互联网法律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