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

　　近代以来，中国着眼于解决的是中国问题：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解决发生在中国的世界问题：市场经济、人民幸福；进入新时代，中国越来越多地致力于解决人类问题：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他们共同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大支柱。

　　在世界局势处于大转型、大变革的关口，习近平主席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在新时代将传统中国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思想予以升华，将中国外交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宗旨予以铸魂，将中国共产党为世界进步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的世界初心予以宣示，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予以弘扬，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而积极的响应。

　　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发明的，而是发现的，发现已有的共同价值观，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共同塑造人类的共同价值观或者未来的共同价值观，它不只是一种对话式文明，还是未来人类文明的塑造。过去的一切，皆为序章。过去的国际体系，只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一个特例，它不是否定过去的，所以这个正在进行时，是一个动态的包容性的建构。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遵循三大逻辑

　　习近平主席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面对全球化逆转、民粹主义盛行、新技术革命日新月异等形势，回答“世界向何处去”的根本问题。他同时指出，“我提出‘一带一路’，就是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遵循三大逻辑：

　　一是历史逻辑：不忘人类初心。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相反是从历史中来，包括古代、近代、当代历史，又是对历史的时代提炼和升华。古代世界体系是多中心的、多元的，各个国际体系，各个文明之间，联系是时断时续的，不稳定的（正如丝绸之路历史所展示的），所以要汲取中国传统和合文化和其他各种传统文化的通约性，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凝聚出来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人类要不忘初心。近代以来国际体系实际上是一个中心——西方中心，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民族主权国家为基本单元，我们是要坚持主权原则，但是要超越国家层面，包括超越欧洲主权让渡的层面，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近代以来形成的是所谓的人类是工业革命、地理大发现塑造的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世，我们现在要超越这个，要保护环境，把人类放在自然的一部分来看待。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古代、近代和当代历史中来，但也是对历史的一种继承和超越。

　　二是时代逻辑：回答时代之问。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地方化，文化多元而极端化，恐怖主义、民粹主义、反犹主义等盛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各种文化的价值通约，既发现、发掘还塑造人类共同价值观，也是解决人类问题的智慧和方案。典型的时代之问，就是超越过去的。经济全球化所谓的相互依存，更多是依存美国霸权，现在被特朗普当武器来用。我们要从相互依存到命运与共，这不是一种从属关系，没有一个中心，而是多中心网格状。这要落实于国内治理，尤其是政党治理，超越利益集团、选举政治，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推动政党的转型，可以说也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塑。

　　三是思维逻辑：从后天看明天。未来已至而可知，只是分布不均，感知有异。人类已经迈入工业革命4.0门槛，人工智能、大数据、万物互联、泛在化，从原来的人化自然到现在人化人……人工智能是继狩猎社会、农耕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之后出现的新一代社会形态，其命名充分体现了科技创新引导社会变革的含义。习近平主席多次指出公海、太空、网络、极地这些人类新的领域不可能再重复过去的弱肉强食、零和博弈的法则。我们热议人工智能，但世界上还有将近一半的人没有用上互联网，十几亿人没有用上电！我们讨论人工智能的时候，他们则担心会进一步被边缘化，所以要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不能强者更强、弱者更弱。

　　相应的，不难明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三大意义。一是超越传统消极命运观，积极进取。二是超越消极人类命运观，塑造共同体。三是超越传统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学说，合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俗文明的终极关怀与文化自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意义，就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倡各国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不难明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策涵义：

　　首先，告别近代，走出西方。近代以来老是讲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或者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今天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强调人类为体、世界为用。人类命运共同体要通三统：各国传统文化、西方道统及马克思主义正统。这个就是一个集大成：东西南北、古今中外。

　　其次，强调国际责任。西方经济学中有一个重要名词——“帕累托改进”，中国有学者创造出了一个新概念——“孔子改进”。“孔子改进”的层次更高，因为孔子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自己要成功，也要让别人成功，自己要富裕，也要别人跟着一块富裕。孔子的想法，恰恰代表了中国提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目标的历史传承，代表了中国的一种愿望。

　　再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涵义还包括为全球化、全球治理铸魂。要强调包容性的全球化，超越那种经济全球化、政治地方化的对立。西方全球治理不问为谁治理的问题，现在强调以人为本，为人类治理。这就要实现从原来的国际秩序到现在人类秩序的超越。

　　“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超越科学乃分科之学的西学局限，打造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怀东西南北的大学问提出了时代命题。要超越科学思维，超越古今中外、东西南北分野，树立人类整体观、命运观、共同体观，推动人文社科、自然科学的大融合，各国传统文化的大融通，未来科学的大引领。

　　“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意义，可以说承载着21世纪的“张载命题”：为天地立心，就是激活“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开创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探寻21世纪人类共同价值体系，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生民立命，就是鼓励各国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实现中国梦与各国梦融通，共同成就世界梦。为往圣继绝学，就是实现人类永续发展，各种文明、发展模式相得益彰、美美与共，开创中华文明与各种文明共同复兴的美好前景。为万世开太平，就是推动人类的公平正义事业，缔造“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实现全球化时代的“天下大同”。

　　“一带一路”的核心思想正是互联互通，推动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网络，将世界功能性连在一起，因为人类命运早已紧密相连，主动谋划命运共同体而非被动地休戚与共，这就是“一带一路”的初衷，目的在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人类命运共同体被多次写进联合国有关决议，成为新时代的中国学、全球学。传统西学有三大学问：一是关于西方的古典学——一切学问都是对柏拉图的阐释；二是关于东方的东方学：埃及学、埃塞学、波斯学、汉学；三是关于人类文明的人类学——未开化世界。一句话，西学是关于“我者-他者”的学问，后两者都是“他者”，尤其人类学具有文明歧视性。人类命运共同体学，超越人类中心论，是超越天下主义、古今中外、东西南北的大学问，正在开启文明对话3.0时代，引领人类文明从交流、对话向共塑文明飞跃。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