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与一个国家的发展、安全、环境、生态利益有着紧密的联系，能源安全自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以来即成为各个国家内外政策的重要考虑因素之一。近年来，随着石油等化石能源在全球范围内呈现总体供大于求的趋势，能源安全一度远离了国际问题的热点。然而，随着沙特阿拉伯炼油厂遭遇无人机袭击而大幅减产，委内瑞拉、伊朗等重要产油国的危机不断发酵和深化，这些“黑天鹅”或“灰犀牛”事件的风险给国际油市造成的动荡提醒人们：围绕能源安全的不确定性仍时时徘徊于我们身边。当前，处于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之中的中国，也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如何全面创新地认识我国能源安全的内外环境，以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辩证思想看待和评估我国能源安全，有助于我们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征程中防微杜渐、化危为机，在风险中寻求机遇。

　　传统意义上，能源安全问题更多是关注能源特别是石油和天然气供应的稳定性、经济性和可获得性。而广义的能源安全将关注能源利用形式对一国政治、经济、安全、社会及生态造成的广泛外溢性影响。由于能源对于一国经济及产业发展的基础要素作用，它既是各国资源禀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大国竞争以及实力此消彼长的重要胜负手，甚至直接引发了矛盾与战争。从历史上看，能源已经成为决定大国兴衰的重要因素之一。

　　当前国际能源安全总体格局和趋势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内涵在于世界的主要力量间实力对比、政治思潮以及经济、安全、环境乃至新疆域的秩序和发展态势正出现或已出现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化。我们应立足新的历史坐标，把握全球能源安全的发展大势。

　　其一，主要能源供应国之间的供应竞争加剧。当前全球油气资源供需关系和格局出现巨大变化。一方面，随着全球因世界经济疲弱而对油气增长的需求减弱，同时美国、加拿大、巴西等组成的美洲供应板块的崛起，全球油气资源将呈现供大于求的态势，原油价格从2014年中超过100美元/桶的高位降至当前60—70美元/桶的区间，总体呈现对消费国“价格友好”态势。另一方面，近年来美国的“页岩革命”不断推进，产量持续增长，在2018年获得了全球第一大油气生产大国和石油净出口国的地位，且自奥巴马解除美国石油出口禁令以来，美国在国际石油市场的角色从主要消费国逐步转变为供应国。而沙特、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等传统石油输出国，则因各自的原因和困难难以大幅提升产能甚至生产遭遇困境。同时，沙特主导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由于近年来多数成员发展乏力，内部团结和互信遭遇严重破坏，以及在全球石油生产份额的不断萎缩，协调产油国共同行动和政策的能力大幅下降。这些趋势加剧了主要产油国争夺市场份额而非协调稳定市场的意愿和能力，使得它们更多地陷入了对消费国市场的激烈竞争。比如主要产油国频繁对消费国特别是亚太地区开展经济外交行动，2015—2017年间主要生产国进行了激烈的“减产保份”竞争，油价一度逼近了十几美元/桶。

　　其二，美国将能源权力转化为地缘博弈杠杆。随着美国从油气消费国转变为输出国，其巨大的产能以及份额极大提升了对国际能源市场的影响力，且根本上转变其与其他产油国的关系，即美国对外部油气的依赖大幅降低，与产油国之间从相互依赖变成了激烈竞争。同时，美国经济的庞大体量以及高科技和服务业驱动的结构，使得其在国际油市的波动和不确定性中相较于单一经济结构的产油国有更强的韧性。在特朗普时代美国更强调美国利益优先和大国竞争的背景下，能源已经逐渐从美国外化国家利益的短板变成了杠杆。一方面，美国通过打击对手的油气行业试图削弱其经济，进而对其国力与力量投送能力加以限制，比如美国自2014年以来对俄罗斯加以经济制裁，千方百计阻挠俄欧之间“北溪二”天然气管道进程并极力向欧盟国家推销其液化天然气产品，以及退出伊朗核协议后向伊朗不断施加制裁压力，最大限度压缩伊朗油气出口空间，以及对委内瑞拉油气和金融行业的打压。另一方面，美国为支持本国油气行业发展和保障国内油价稳定，将“剪羊毛”的长臂伸向海湾盟友。比如美国曾经要求沙特在伊朗和委内瑞拉局势紧张期间带头增产防止油价飙升，令后者难以维护在欧佩克内的威信以及与俄罗斯限产保价的君子协定；订立“反石油生产和出口卡特尔法案”，目标直指欧佩克在国际石油市场的影响力。

　　以总体国家安全观引领保障我国的能源安全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维护和发展我国能源供应和能源安全是实现经济稳健发展的重要铺路石之一。从石油会战中通过自力更生摆脱西方的石油封锁，为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提供了能源保障，到20世纪90年代面对全球化趋势和我国不断攀升的石油需求现状，以“走出去”的思路和行动，通过参与国际能源合作与开发，在促进国际能源安全的过程中维护本国的能源安全，再到“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将互联互通、互通有无的哲学理念与具体实践助力世界能源安全。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新时期维护我国能源安全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事实上，能源安全与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等重点安全领域有着紧密联系，也需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理念指导实现国内和国际能源共同安全。

　　具体而言，以总体国家安全观引领维护我国能源安全，在四个方面具有指导意义。一是在战略高度认识能源安全。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对国家繁荣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社会长治久安至关重要。二是统筹看待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随着我国成为全球石油和液化气进口第一大国，传统油气稳定供应仍是我国保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基础，防范这一领域的重大风险仍是维护能源安全的必有之义。另一方面，必须转变能源利用发展方式，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建设绿色可持续的能源体系助力生态文明、美丽中国的建设。三是创新能源体系建设。我国须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并大力发展节能环保、清洁生产和清洁能源产业，推进我国能源体系向着低碳、高效、可持续发展的自我革命方向迈进。四是坚持共同能源安全。全球化进程中各国经济联系难以割裂，在我国油气资源进口比例多年维持60%以上的背景下，我国保证能源供应和价格稳定，不可走孤立隔绝的老路，而必须走相互合作、互联互通的新路，即通过增强消费国和供应国之间沟通、合作和互信，共同打造国际能源安全的良性环境，以国际安全巩固我国能源安全。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高度看待稳定能源安全问题，将为应对风险挑战、护航伟大复兴、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贡献持续不断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