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这既突出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迫切性，也给出了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中国倡议。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日益迫切，特别是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升级、宏观政策负向溢出效应问题突出、个体及地区收入差距较大、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不稳定等挑战增多，全球经济治理低效率与缺乏代表性的问题日益显现，世界主要国家亟待加强协调配合以实施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代表性和效率是决定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能否稳定运行的核心因素，过分强调代表性将使世界各国处于无休止的讨价还价之中，过分强调效率可能使得全球经济治理难以兼顾各方利益诉求。结合当前及未来发展态势来看，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逻辑及趋势在于三大重点，即国际经济开放性、世界发展均衡性及宏观政策非外溢性。

　　国际经济开放性是提高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效率的根本手段

　　斯密在200多年前就揭示了开放会使各国资源得到最有效率利用的结论，通过深化开放合作推动要素资源自由流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大蛋糕更好满足世界人民的需要，成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目标取向。然而，对危机后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评估表明，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效率问题亟待解决。一是当前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尚未回到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世界经济在当前治理体系之下并没有出现持续的强劲增长。二是WTO等多边机制面临着停摆的重大挑战，现有国际经济治理机制运行困难，新的机制尚未出现。三是世界主要国家之间双边或者多边面临贸易保护主义等现象突出，世界经济问题难以通过协调解决，全球面临着重大挑战。

　　针对当代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出现的问题，美国自2009年以来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及服务贸易协定（TISA）等，意在继续引领全球经贸规则标准的制定。但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不仅否决了TPP，而且诉诸关税手段对其他国家商品加征关税，限制高新技术对外输出，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正常的市场合作，甚至准备采取构建城墙的做法以限制劳动力的跨境流动，对开放合作设置诸多人为的新障碍。在此背景下，日本继续倡导推动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东盟倡导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俄罗斯倡导构建欧亚经济联盟，中国倡导共建“一带一路”。虽然区域治理合作仍然在不断推进，但这也滋生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碎片化风险。

　　全球经济治理碎片化将引发世界各国合作的困难，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往来必须在复杂繁琐的区域协定之间进行平衡，将增大合作的成本或者造成合作的巨大阻碍。世界亟待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优化，通过多边治理机制化解合作的问题或者障碍，国际经济面临着开放还是倒退的挑战，这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更无助于效率的提升。斯密认为在国际分工中，各国的资源得到最有效率的利用，更好地促进分工和交换，每个国家都将获得最大利益。李嘉图认为国际贸易分工的基础不限于绝对成本差异，即使一国所有产品的生产中劳动生产率都处于全面优势或全面劣势的地位，只要有利或不利的程度有所不同，该国就可以通过生产劳动生产率差异较小的产品参加国际贸易，从而获得比较利益。

　　坚持国际经济开放性，既是经济全球化长期实践带来的提升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效率的重要经验启示，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2018年全球实际GDP相比1970年增长了两倍多，而全球在公元元年至1000年经济仅仅增长15%左右，虽然全球经济发展与诸多因素有关，但在近几十年来全球化深化发展的背景下，当代世界经济更快发展显然难以回避开放对效率提升的巨大作用。通过近几十年的开放，生产要素跨境大规模流动，国际分工水平不断提高，市场边界在大幅度扩展。上述实践与理论表明，坚持国际经济开放性，成为提升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效率的重要手段。全球治理未来不是仅关注要不要扩大开放的问题，而是重点解决怎么开放、如何深化世界各国合作的问题。

　　世界发展均衡性是提升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代表性的根本目标

　　当今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实施市场经济体制的开放改革，效率被置于更加优先的地位，世界经济呈现了稳定的增长。然而，如果说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效率提高是为了推动世界经济的更快发展，但这种发展如果没能惠及广大人民，那么这种开放发展只能是片面的、缺乏可持续性的。近几十年来，世界主要国家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并没有缓解，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出现收敛的迹象，公平与效率的平衡成为世界发展的重要挑战。收入分配的区域或者国别差距问题，既有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因素，也有世界资源能源等要素不平衡的原因，亟待通过国际协调来解决，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代表性变革是重要的方向。

　　然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本质上是各国对国际经济治理讨价还价的结果，深层次上是国际公共产品如何定位、如何提供、谁来提供的问题，归根到底是各国在国际公共产品问题上的权利与责任问题。历史经验表明，大国尤其是强国往往拥有主导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能力，容易使得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忽视其他国家的诉求。二战以来构建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基础的现代国际经济秩序，形成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及世界贸易组织为三大支柱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及世界银行行长由欧美人担任的传统至今未变，发达大国长期主导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缺乏代表性的问题突出。

　　虽然代表性问题成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重要内容，但在当代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由发达大国掌控的局面下，发展中国家及低收入群体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不高，平衡个体及地区差距等问题往往较难纳入国际协调的议题。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成为应对危机的重要治理平台，G20峰会相比七国集团（G7）峰会等机制，最突出的优点就是将重要新兴及发展中经济体纳入其中，提升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性。G20明确提出促进全球经济实现强劲、平衡、可持续增长，平衡已经成为重要的目标，包容性发展等相关建议被纳入G20公报，通过G20峰会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更具代表性的改革，已经成为促进世界发展均衡性的根本目标。

　　宏观政策非外溢性是促进全球经济治理兼顾效率与代表性的根本保证

　　兼顾效率与代表性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既有助于通过倡导国际经济开放性实现效率提升，又能够通过提高代表性推动全球经济发展朝着更加平衡的方向发展，但能否达到预期目标，根本还在于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能否健康运转。虽然全球体系为世界各国创造了共同的竞争环境，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资源要素禀赋、技术管理水平、经济金融制度体系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美国等发达大国可以通过国内宏观政策调整形成较强的溢出效应，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产生不利的影响，对全球经济发展构成负面的冲击，影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正常运行。

　　宏观政策外溢性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所凸显的重要问题，IMF对美国、中国、英国、日本及欧元区等五个系统重要性经济体的宏观政策负向溢出效应做出了深入的评估，揭示了宏观政策溢出效应问题的重要性。美联储等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在金融危机以来持续推行量化宽松政策，引发金融资本跨境大规模流动，欧美主权债务升温也对全球经济金融资本市场产生较强的溢出效应。各国尤其是系统重要性经济体宏观政策需要考虑其对其他经济体的负向溢出效应，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应强化国际协调，着力降低各国宏观政策的负向溢出效应，这样才能保证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发挥预期作用。

　　宏观政策外溢性问题的应对客观上要求对系统重要性经济体的宏观政策形成额外的约束，此举有助于促进全球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对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然而，美国等发达大国并不希望因此弱化自身的宏观政策独立性，而且担心这种调整会影响自身的主导地位，宏观调控并未将溢出效应纳入重要的考虑，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正常运转面临挑战，由此引发的全球经济不稳定问题对所有国家产生较大挑战。在新形势下，发达大国试图继续把持全球治理主导地位的代价变得日渐高昂。

　　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等新兴及发展中经济体占全球的比重呈现不断上升的态势，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合作日益加深，美国等系统重要性经济体宏观政策溢出效应问题难以回避，提升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效率及代表性的改革日益迫切。国际经济开放性成为提高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效率的根本手段，世界发展均衡性是提升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代表性的根本目标。不顾宏观政策溢出效应的行为不仅与开放合作理念相背离，而且无助于解决世界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应强化国际协调，减少或者消除宏观政策溢出效应，提高代表性及效率，成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健康运行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