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自诞生之日起便不断与瘟疫作斗争，这个亘古难题在中央苏区时期也显得比较突出，各种传染病、地方病一度四处肆虐。为此，中央苏区确立政府主导、预防为主、免费治疗、全民参与、群防群治等工作方针，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卫生运动，有效解决了苏区军民“生病害疮”的问题，其间积累的宝贵经验至今仍有着积极的启示。

　　苏区疾疫频发的总体概况

　　在中央苏区，疾病尤以1931年至1932年最为严重，呈现出集中暴发之势，波及的范围很广。《江西省苏报告》（1932年11月）介绍了全省的疫情：公略县近期因瘟疫死亡1167人，安远县沙含区发生痢疾死亡十余人，宁都县数月患痢疾达1300余人（固村闵原东山坝等区死亡100余人），兴国县6、7月间发生瘟疫死亡40余人。疟疾、痢疾、下肢溃疡、疥疮，在当时被称为四大常见病；霍乱、赤痢、伤寒、天花、发疹、猩红热、白喉、鼠疫、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等九种疾病，亦被界定为须重点预防的传染病。

　　中央苏区时期大规模疫情频发的主要原因有：其一，赣南、闽西地处亚热带，山高林密、闷热潮湿，容易滋生细菌，历来是各种疾病的高发地区。其二，当地的经济文化较为落后，交通闭塞，老百姓封建迷信思想严重，卫生意识淡薄。其三，国民党频繁军事“围剿”，造成战场尸体得不到有效处理，随便掩埋甚至抛露或者任其腐烂，全面经济封锁又导致苏区缺医少药。其四，部队的医疗条件差，对伤病员不够重视，导致一些战士因伤病感染得不到及时治疗而病情加重、残废甚至牺牲。

　　开展全苏区的卫生防疫运动

　　1932年初，赣西南的富田发生了鼠疫，闽西地区又天花横行，为遏制病情传播并迅速消灭疫情，1月12日由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四次常会，紧急讨论防疫问题，决议指出，“为保障工农群众的健康和预防瘟疫发生起见，决定举行全苏区防疫卫生运动”。

　　1月13日，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在《红色中华》发表社论，指出瘟疫是“我们应该严重注意的问题，应该立即解决的问题”，号召“各级政府各红军应当领导群众去做防疫的卫生运动！各群众团体要领导群众积极参加这一运动”。该文犹如一声号角，拉开了大规模卫生运动的序幕。运动也推广到全国其他苏区，成为中共领导医疗卫生事业的伟大创举。截至1934年3月底，中央苏区的卫生防疫运动共举行过三次，每次持续一个月。

　　运动贯彻了“预防为主”的方针，构建多角度、多层次防治网络，以改善苏区卫生条件、促进人民身体健康为根本宗旨。通过“天天做，月月做，年年做，家家做，村村做，乡乡做，个个圩场个个城市做”，取得了显著成效。有资料显示，“苏区的发病率大幅度下降，有些地区甚至减少了百分之九十；红军部队中的痢疾、疟疾、下腿溃疡等发病率也大幅下降，疥疮基本消灭，其他各种疾病也随之减少”。结果，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解决了民众对身体健康的基本诉求，密切了党群军民关系。

　　苏区应对疫情的主要经验

　　中央苏区对待防疫事宜既尊重客观规律，又积极调动多方力量，上下一心，众志成城，因地制宜，科学防治。主要包括以下做法经验。

　　一是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高度重视。设立专门的防控机构。建立了从城市到乡村，从中央到地方，从机关到部队的各级卫生防疫机构，即卫生运动委员会和卫生小组。1934年3月成立了中央防疫委员会，成为中央苏区疫病防控的中央领导机构。设立工农医院、药业合作社、公共看病所、诊疗所等医疗救治机构，创办各类医务学校，为防疫提供重要的物质和人才支持。

　　苏区党政领导高度重视且身体力行。如毛泽东在二苏大会的报告中提道：“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他还在瑞金沙洲坝村带头开凿水井，解决附近居民的饮水问题，著名的“红井”故事也流传开来。

　　二是用形式多样的方式宣传和发动群众。《卫生运动纲要》号召大家一齐起来，向着污秽和疾病作顽强的坚决的斗争。采取了许多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如组织宣传队、举办短训班、集会表演、张贴标语、出墙报、办夜校、办识字班、化妆演讲等，对军民进行卫生防疫教育；出版发行《健康》《红色卫生》《卫生讲话》等报刊，在《红色中华》《红星》等重要报纸开辟卫生专栏刊载大量疾病防治科普文章；创作的《卫生歌》通俗易懂，迅速在苏区传唱。

　　广大群众积极担当卫生防疫宣传员，定期开展卫生竞赛，清扫公共场所卫生，利用春节、清明、端午、重阳等传统节日开展卫生大扫除。经常举行卫生晚会和卫生游艺会，表演卫生娱乐节目。随着防疫知识的广泛宣传，各区、乡、村订立了卫生公约，使卫生防疫运动群众化、制度化、常态化，有效防止了疾病蔓延。

　　三是颁布了一系列卫生法令和政策，建立防疫法规制度。由于历史条件所限，条文多以条例、纲要、简章、决议案、训令等形式出台，但其法律效力在当时等同于成文法。如《苏维埃区域暂行防疫条例》《卫生运动指导员工作纲要》《卫生运动纲要》《卫生决议案》《卫生法规》，内容涉及医疗机构设置、社会福利事业、优待伤病兵、卫生防疫运动、药品管理等，使苏区的防疫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保证了卫生运动顺利开展。《卫生运动纲要》经过各级苏维埃政府的翻印，在苏区内广为散发，使党的卫生防疫方针政策家喻户晓，影响深远。

　　四是建立了较为科学有效的疫病防控机制。首先，接种预防。《防疫简则》要求无论男女1—20岁，在可能范围内，每年都应种牛痘一次以预防天花，注射防疫血清以预防霍乱、瘟疫。

　　其次，疫情上报。《苏维埃区域暂行防疫条例》规定：防疫范围以区为单位，由区政府领导各乡群众团体执行，并应将防疫经过经常向上级报告，上级亦应经常去巡视防疫工作。一旦发现传染病应向上级及邻区报告，在报告中应写明症状、病名等项。

　　再次，实施隔离。《苏维埃区域暂行防疫条例》规定：对传染病患者的被服及常用的器具等必须以火焚烧，对其尸体必须在远离住地五六里之外深埋7尺或火葬处理；对疫区周围五六里之范围内必须实行断绝交通；离疫区五六里之外的地方不能开大会、赶圩场，不能多人集合一处，以免传染。

　　最后，防疫演习。1934年3月16日至23日举行防疫运动周。规定：已发现疫病的地方划为疫区，这一周暂时停止举行群众大会和演剧，严防传染；凡经过中央防疫委员会检查确诊为传染病者，须将其送至隔离所治疗；在防疫期内，各地务必举行大扫除一次，洗通沟壑，封塞鼠洞，打扫内外驻地；掩埋死尸；开通或淘通吃水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