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后的全球化可能以另一种更深入的方式进行，不仅是和平的贸易与交流，还有规则和价值的整合。

　　新冠病毒全球确诊人数早已超过百万，遍及六大洲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不仅是近年来最大的国际公共卫生事件，更被认为是二战以来各国面临的最严峻考验。这种考验是对抗疫能力的考验，也是对二战后及冷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考验。

　　“如果商品不能跨越国境，那么军队将会跨越国境。”巴斯夏的这句名言，正日益成为世界人民的共识，也成为了全球化的基石。跨国的贸易与分工，是双赢和多赢的正和博弈，和平、发展和由此而来的普遍繁荣将代替战乱、落后和贫穷。但是，一场全球大流行病，似乎提醒人们：不仅商品能够跨越国境，病毒也能。

　　首当其冲的是，为了防疫，人们不得不减少人际交往，从而减少经济活动。一方面这会降低需求，从而抑制供给，受影响最大的是航空业、旅游业等；另一方面，因为人员和物质流通不畅，导致供应链断裂，生产商不能及时得到原材料，生产好的商品也不能及时运出销售。这两方面都将导致企业难以维持正常生产经营，利润下降，现金流紧张，失业率上升，进而影响国民收入和生活水平。

　　疫情导致某些产品的需求急剧增大，比如口罩、防护服、呼吸机等。这些产品不但产量有限，而且集中在几个国家，远远不能满足激增的需求。情急之下，有些国家之间甚至展开了“抢口罩大战”，也有些国家认为，口罩等事关公共卫生安全的产品，以后必须要自给自足。

　　这些现象当然是对跨国贸易与分工的破坏，短期内也会对经济产生明显压力，低收入国家将尤其艰难。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瘟疫也好，战争也好，终究会过去，产生长期影响的是观念的变迁。

　　新冠疫情是在深度全球化的背景下发生的，全球化的理论基础在于尽管各国的文化、制度、种族、发展水平、意识形态等有相当大的差异，但都能够通过和平自愿的合作（包括贸易、投资和文化交流等）各取所需，各自得利，这是一种正和游戏，各方财富得以不断增加。但疫情却暗示着一种零和甚至负和的关系：其他的人可能是带病毒的，与他们合作可能会被感染，或者会被隔离，有着不可知的风险。对疫区来的人不管健康与否都百般防范甚至歧视，即使一国以内也是以邻为壑，这意味着共同体的基础遭到了侵蚀。而在国际层面上，也难以避免这种情况，各国相继拒绝外国人入境，只是根据护照而不是健康状况来区分，这客观上有助于排外情绪的滋长。

　　如果疫情长期持续下去，现在各处封城锁国的紧急状态可能会成为一种准常态。在封闭的环境下，极端思想如民粹主义、种族主义等更容易博取人心，他国的灾难可能成为某些人的政治资本，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冲突可能会增多；同时，疫情长期持续也将迫使全球产业链重新布局。

　　以上可以算是新冠疫情对与经济生活休戚相关的国际合作的威胁，但我们也要看到，疫情同时也为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

　　在新冠疫情成为国际大流行病之后，抗疫事业本身就成了一件国际事务。鉴于新冠病毒极高的传染性，任何一国一地的失败都有可能导致病毒卷土重来。因此，至少任何一个大国都不能独立于他国疫情而独善其身。抗疫的成功有赖于各国共享相关的最新信息和前沿技术如检测方法、疫苗和药物等，协调行动，互相支援，紧密合作。而这又需要各国正确的认识和高度的信任。

　　此外，疫情期间，居家办公、在家上学广泛应用，各种远程技术和信息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这有助于世界各地的人们以极低的成本联系在一起。在实物贸易之外，人们将更多地通过远程交流来合作互助。

　　总之，新冠疫情对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既带来了威胁，也产生了机遇。有人认为，全球化将会因这次大流行而终结，但实际上，由于世界上各个经济大国之间相互深度依赖，终结全球化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代价极其高昂的，不过，疫后的全球化可能以另一种更深入的方式进行，不仅是和平的贸易与交流，还有规则和价值的整合。

　　（作者系西南民族大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