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

　　这天晚上7点多钟，张大鹏在路边草坪上见到了他的多年战友、天津消防开发支队副支队长王吉良。

　　44岁的王吉良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从后面被一个铁架压住。战友们根据衣服和头发认出了他。他是事发当晚的指挥长，也是牺牲者中职务最高的指挥员。他的战斗服与别人不同，且有一点谢顶，这使他不难辨认。

　　所有战士都哭了起来。他们的弟兄，一位老兵，牺牲了。

　　被送到医院时，王吉良的双手紧紧攥着泥土和碎草。同事们痛苦地猜测，爆炸发生时他没有立即牺牲，而是被砸成重伤，经过了痛苦的挣扎。

　　8月12日晚的灾难太过突然。王吉良战斗服的扣子还没系好就出了门。根据推测，他到现场后首先应该走下指挥车，进行现场观察，然后发出号令，遇上了爆炸。

　　出事前不久，当了25年消防兵的王吉良对同事王跃说，再过几个月自己服役期就满了，打算自主择业，感到有点累了。

　　爆炸将这些人或远或近的人生计划炸得粉碎。出事3天前，24岁的战士王琪给母亲打了个电话，叮嘱她把自己的旧衣服和书籍找出来，抽空要捐给贫困地区的小学。

　　他的父亲王义元咬着牙说：“中年丧子是人生最痛苦的事。我没有办法。”

　　张大鹏形容自己的心情：“就是死，也得给他背出来，给家属们交代。生要见人，死要见尸。这叫带弟兄们回家。”

　　很难说闷爆声不断的现场有真正安全的地方。瑞海公司的办公楼只剩下框架和裸露的钢筋，很多“没有车样儿”的消防车停在附近，这也是找到生还者可能性最大的地方。

　　在这座危楼前，张大鹏询问和他在一起的中队长侯超：“进不进？怕不怕？”

　　侯超回答：“怕，我就不来了！”

　　他们决定让战士们先撤出来，自己先进去。两人开玩笑说：“咱俩要是牺牲了，下辈子还做兄弟啊！”

　　一个红帽子和一个黄帽子，走到了这座危楼里。

　　在楼边，他们发现了一位战士的遗体，烧焦了。只能用衣服、用床单裹起来，“不能让他碎”。

　　从一辆烧毁的水罐车里，搜救者找到了两名战士的残骸，保留着爆炸时的姿势。

　　所有的死者或伤者，会被小心翼翼地用担架抬出，交给等候已久的急救车或殡葬车。要么是医院，要么是殡仪馆。生和死只有两辆车的距离。

　　19岁的消防员周倜是一个奇迹。他在事发后30多小时后的清晨被发现，喉咙在动。为免二次伤害，搜救者报告了指挥部，等到急救车到来后才敢行动。

　　周倜当时光着腿，穿着背心、短裤。张大鹏问他是哪个支队的，他以微弱的声音回答“开发的”。生命的回应引起了战友们七嘴八舌的惊叹：“有意识，有意识！”“坚持住兄弟！”“别害怕，别害怕啊！”

　　“别跟他说话了！”有人提醒。

　　从周倜所在的位置到救护车，要走六七百米。这段路格外漫长，抬担架的战士换了两拨。在场的所有10个人都在护送他。他是所有失联者中第一个获救的。直到次日，北京卫戍区防化团又救出了一名50多岁的中年人。这是仅有的令人精神一振的消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