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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体辨认对我来说是打击最大的。”开发支队防火处监督科副科长张建辉说。

　　他的职责之一，就是随时出发，把战友接回来，或者认出来。他害怕接到殡仪馆的电话。

　　电话使他的心情格外沉重。拉开冷柜那一刻，他不太敢看，害怕真的是战友。“战友这份感情有时候比亲兄弟还要亲。见到之前，总是抱有幻想和希望”。

　　而一旦认出战友，感觉“幻想的肥皂泡”破灭了。

　　辨认消防员遗体的任务是由其战友完成的。一些服役时间较长的战士被抽调做这件事。有些家属会提供儿子的身体特征，比如身上的某颗痣。但是为免刺激家属，并不会直接请他们去辨认。

　　火场中的遇难者往往被烧至毁容，而这一次，有的遗体被现场的水和其他物质所腐蚀，有的出现了浮肿。其中一位被找到时腹部已经胀起。

　　一位战士，遗体的两个部分分别被找到后，送往了两个不同的殡仪馆，最终依靠DNA比对才对上。

　　张建辉说，如果面部无法识别，会根据体型、牙齿等来判断。消防战斗服耐火性好，遗体上残留的纤维或标记，也是辨认的依据。当然，最终还要靠DNA鉴定。

　　先找到的遗体都被送到了距离现场较近的泰达医院，后来有的直接被送到了7个安置点，包括天津市区及周边的殡仪馆。

　　在泰达医院一楼的创伤急救间里，遗体会先得到一些清整。负责这项工作的基本都是从各个殡仪馆赶来的志愿者。怀着对烈士的尊敬，这些志愿者在现有条件下进行清洗，比如用湿毛巾擦脸等。“让他们安心干净地走。”张建辉说。

　　除了心理上的安慰，这种清理有其必要性。一些遗体需要“规整”，才能装入太平间的冷柜中。

　　37岁的开发支队特勤五队指导员江泽国的遗体被运回时，殡仪馆工作人员想要立即拉走。两位情绪激动的战士万分舍不得，拦住了殡葬车。协商的结果是，这两位战士一路护送指导员的遗体到了殡仪馆，亲眼看到他到了一个“好的安置地方”才放心。

　　烈士火化时，消防队会举行最隆重的仪式，脱帽敬礼。政府工作人员及各界群众也会赶来送行。

　　告别仪式上，烈士的遗体已经经过“最好的美容师”的化妆。化妆方案由消防支队和家属共同研究决定。

　　很多家属的要求特别简单。21岁的烈士宁子墨的父母只提了一个愿望：孩子生前喜欢手枪，希望能用纸扎两把逼真的手枪和一些子弹给儿子带走。

　　开发支队八大街中队指导员李洪喜的母亲说，如果搜救儿子的过程中会有危险，宁可不要搜救。她对部队领导说，儿子说过，如果在家人和弟兄们之间选择，会选择弟兄。

　　“我们每个战士清醒来之后都会问，第一，火灭了没有？第二，战友都出来了吗？这是一种本能的反应。”张建辉说。

　　因此，事故中负伤的消防员出院后，会千方百计请求要去前线，去寻找自己的战友。伤亡惨重的开发支队，陆续迎来了十几位退役的老兵——他们自发在人手较紧的中队站岗执勤，或是到医院陪床。

　　张建辉对记者说，从前有人劝他转业，他或许会考虑。但是现在绝不考虑。“战友们牺牲了，我们要上去，我们不能打退堂鼓”。

　　眼下，睡觉对张建辉来说是一件“可怕”的事情。闭上眼，他就会见到那些牺牲的战友，不是死去的模样，而是生前的点滴。他睡觉也不会关灯，“希望有一点光”。

　　江泽国遇难当天，两人还在支队见过面。他们十几年前在武警学院上学时就认识。8月12日下午，见面时张建辉还拿对方的头发开玩笑，说“脑门儿又亮了”。同期的几位老兵几年前就约好要一起吃饭，江泽国要请客，现在，要请客的人永远失约了。

　　就像甄宇航的22岁，永不再来。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消防官兵伤亡最为惨重的事件。”公安部消防局副局长杜兰萍说。 (本报记者 张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