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为人熟知的皇宫用纸就是浙江的开化纸，也是明朝　《永乐大典》　的用纸。古书中形容开化纸“温润如玉”，但可惜的是，开化纸的工艺已失传，现在连可供科学分析的样品都难以找到。

　　杨玉良后来从江西得到了一团出土的宋代“普通纸”。带回复旦大学的实验室，这张千年的纸泡到水中后，几乎恢复了原样。而杨玉良启用自己材料科学的专业知识分析纸张的纤维后发现，它是楮树皮制成的。

　　已经失传的中国传统造纸术，能否在当代学者手上复活

　　中华古籍不仅是民族财富，也是文化遗产非常重要的部分。

　　“中华民族是用典籍来记录历史的民族。记得中国书籍史专家钱存训先生统计过，我国15世纪以前创造的书籍数，超过世界上所有国家创造书籍的总和。但是，直到2007年，国家才开始做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杨玉良在参加各种学术交流中发现，我国唐朝的古文献保存到现在，很多仍然完好。但是民国时期保存在南京博物馆和国家图书馆的一些文献，却已碎成小片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曾有一批学者修复过一些文献，但是因为用于修复的纸张等材料不好，情况反而更糟糕。”在杨玉良看来，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没有科学的加入”。

　　回看历史，早在1898年，梵蒂冈图书馆馆长就首次提出，要使古籍修复操作更科学和更可控，一定要有科学加入。1938年，意大利学者提出了书籍病理学概念，并且建立了第一个跨学科机构———意大利纸张病理研究所。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各国依托教育培训单位建立起多学科协作研究机构，如法国国家文化遗产学院、埃及开罗大学古物保护中心、德国汉堡大学写本文化研究中心等。

　　“毫无疑问，我国在这方面的科学介入程度比较低，是比较落后的。”杨玉良任复旦校长时，就开始支持与推动复旦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的筹建。卸任校长时，恰逢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正式成立，学院缺人、缺资源，而他就成了担任院长的最好人选。有人记得，杨玉良上任后，就为研究院募集到了第一笔500万元的启动资金。

　　2007年国家推出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后，恢复我国古代的造纸技术，再造善本，并且通过传统造纸技术修复古籍，就成了一项重要的工程。所谓“恢复”，就是要造出外观和手感与传统纸相似的纸，更重要的是，其预期寿命要和传统纸一样，甚至更长。

　　“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整合各个学科，为古籍保护开展基础研究。”杨玉良说。

　　以纤维素如何降解为例，要通过科学研究，发现哪些工艺手段会让它缩短寿命；再比如，安徽绩溪的传统宣纸是用青檀树皮和沙稻草制造的，但是那些源自古代的沙稻，其种植地区在现代已经极度萎缩，那么是否可以找到更为合适的替代品，等等。

　　目前，古籍修复用纸技术在发达国家已有一定的基础，现代西方国家所藏的中国古籍，修复时用的都是日本的修复纸，连梵蒂冈图书馆用的也是日本用传统工艺生产的修复用纸。这种纸，1平方米的重量不到2克，薄如蝉翼，但寿命极长。“韩国以传统工艺生成的修复用纸，现在的预期寿命可达4500年左右。而现代质量最好的机器纸，即印钞纸，寿命也只有300～400年左右。”用杨玉良的话来说，“这连人家纸张测定寿命的误差年限都不到”。也就是说，要测试最好的现代机器纸张的寿命，它只是落在传统纸的误差范围内，“因为一般的测试误差就在千年左右。”

　　这些看似很细枝末节的技术中，藏着很深的历史渊源。历史上，日本和韩国的造纸技术均是从中国流传过去的，中国以传统技术造的纸可以具有很长的寿命。可惜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的机器纸出现并传入中国后，中国传统造纸作坊萎缩了。而中国的文献资料并没有造纸技术方面的详细记录。“造纸牵涉到很多细节，现代人用传统方法造纸，大多只重视其外观和一般书写性能，但对纸张的预期寿命从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杨玉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