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红的歌手生涯起始于小学时代

    ■1976年考入辽宁本溪歌舞团，那一年她14岁

    ■在谷建芬老师的艺术中心里，我学到的不仅是知识，还学会了许多做人的道理

    ■每下基层演出一次，对我的心灵就会净化一次

    ■在苏红的演唱生涯里，有这样一首歌，每一次演唱都会让她泪如雨下，这就是献给自己父亲的那首《儿女心》。这首《儿女心》创作于苏红的父亲病重期间，这首歌也曾在她父亲的追悼会上播放

    内地流行乐坛第一代传奇巨星中，歌手苏红堪称是最特别的一位。自幼就活跃在舞台上的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凭借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一举成名，唱着《我多想唱》和《三月三》红遍大江南北，演唱专辑《我多想唱》、《三月三》销量均超过了百万，《小小的我》、《三月三》、《月亮走，我也走》等歌曲更是成为一代人永恒的青春记忆。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让苏红步入事业的辉煌期，其后她进入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工作，下基层演出、热心参与公益事业成了苏红生活的常态。日前，苏红接受笔者独家专访，畅谈了三十多年歌坛生涯中难忘的点滴往事和音乐情缘。

    歌唱选择了我的人生

    凡从艺者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天生才智难自弃，不懈追求外加刻苦努力；另一类是兴趣所致机缘巧合，被时代选择同时自主选择。纵观三十年来的内地流行歌坛，两类特点兼而有之的歌坛巨星，苏红应算典型一例。苏红的歌手生涯起始于小学时代。那时的她就已经是备受推崇拥戴的校园歌手，而且每天都有固定的“演出时间”，风雨不误，雷打不动。当然，对此苏红也怡然自得、乐此不疲。

    谈及音乐缘起及童年往事，苏红说：“我自小就喜欢唱歌，喜欢听收音机里的歌曲和戏曲，经常是边听边跟着哼唱。我父亲是军人，我6岁那年，爸爸转业为照顾爷爷奶奶到了辽宁本溪。那时我最爱去的地方，就是奶奶家后面的一座开满各色野花的小山上。我经常是在假期跟着爷爷到山上打兔草，常常是一边割草，一边歌唱，很多人在山上一听见歌声，就知道是我在唱歌，那个时期唱歌成了我生活中最快乐的事情。我第一次所谓的登台唱歌是在学校。记得有一天刚刚上课，同学们就突然对老师说，老师让苏红唱个歌吧，她唱得可好听了。接着全班同学都鼓起了掌。这是我第一次在班上为全班同学演唱。我唱了《延安儿女想念毛主席》，尽管有点紧张，但老师却非常欣赏我的歌喉，认为我很有歌唱的天赋。老师鼓励我继续唱。我又接连唱了《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是公社小社员》，还有样板戏等等。就这样，一下子把全部会唱的歌都抖搂了出来。其实现在想来都不可思议，当时小小年纪的我竟有那么强烈的表现欲，而且还不怯场。”也正是从那天起，每天放学前的这节课，老师都留出十分钟时间给苏红唱歌，雷打不动。很快，有个叫苏红的小女孩能唱歌的消息不胫而走。不久，学校成立宣传队、鼓乐队，苏红都是队里的骨干。

    如果用顺风顺水、顺其自然来形容苏红的从艺之路恐怕是再恰当不过了，而且还有些无求自得的意味在其中。天生一副甜美的歌喉，喜爱唱歌跳舞的苏红1976年考入辽宁本溪歌舞团，那一年她14岁。谈起这段舞台生涯，她至今仍充满感情，她说：“当时歌舞团到我们学校去招生，我当时是陪一个舞蹈演员去的，我给她伴唱‘小小竹排江中游’。当时我那个小伙伴说：”你唱的这么好，你就考呗！‘推着我，我就使劲往后退，就不愿意在最前面。’那你给我伴唱吧。你不考我考。‘后来我就在旁边给她唱。结果那些老师都看上我，就把我给留下了。“

    歌舞团的那段日子，苏红参加并出演了很多当年红极一时的歌剧，例如《江姐》、《小二黑结婚》、《乔老爷奇遇》、《刘胡兰》、《天涯歌女》等等。如此这般，经过近十年的舞台磨练，苏红在东北地区声名鹊起，小有名气。

    影响我一生的师生情

    时代成就机遇，机遇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同时机遇也需要一颗不懈追求的心，凡成功者，三者缺一不可。经过近十年的舞台磨练，小有成就的苏红开始寻求事业上的突破。同期，经过近十年的发展，社会生活也发生了巨变，流行音乐渐渐成为文艺舞台的新生力量。于是，一个机缘，让苏红与流行音乐结缘。

    198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来北京出差的苏红无意间看到了一则小小的招生简章，正是这则信息就此改变了她的人生。

    苏红说：“那个简章内容是谷建芬艺术培训中心招收学员，这一下子就吸引了我的目光，于是我就按照上面的地址找到了艺术培训中心，在那里我见到了谷建芬老师。谷老师考察了我的综合素质后，录取了我。有许多人后来问过我同样的问题：你从谷老师的班里唱出去了几首歌？对你的艺术上有什么样的帮助？对此，我觉得谷老师的培训让我收获到的不是上了多少课，唱出去几首歌，而是让我对音乐的理解得到升华，认识到声乐艺术不是单纯的艺术，而是立体的艺术。通过在谷老师班里系统地学习声乐、文学、视唱练耳、吉他、形体等十余门课程，让我更系统地掌握了音乐理论与相关的知识。当时谷老师还请来了会唱日语和英语歌曲的老师。他们不光是教我们外语，而是教我们如何将外语歌曲唱出韵味来。谷老师是一个观念很新的老师，她不让学员模仿港台歌手的歌曲。因为改革开放初期，许多港台歌曲传入内地，这些轻柔的歌曲一扫以往的歌曲风格，听众很喜欢听，歌手也模仿着去唱。但在当时，就有靡靡之音能否登上艺术殿堂的争论。谷老师招收的班里，就有将港台歌手邓丽君、刘文正的歌模仿得惟妙惟肖的学员。谷老师不准许学员模仿，而是坚持让学员唱自己的原创歌曲，并且根据每名学员的特点，为学员创作了适合每个人特点的歌曲。同时谷老师还像妈妈一样关心我，每月都给我发生活费补贴。在谷建芬老师的艺术中心里，我学到的不仅是知识，还学会了许多做人的道理。”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内地流行歌坛发展壮大时期，对于日后辉煌的流行歌坛而言，当年的谷建芬及其艺术培训中心可谓功不可没。

    但凡接触过苏红的人都不难发现，感念师恩是她的常态。在苏红看来，自己能取得今天的成就，是与谷建芬、付林等老师及许多与她合作过的作词作曲者分不开的。正是在这些老师的帮助指导下，她才能在1986年中央电视台第二届青年歌手大奖赛上获得了通俗唱法专业组的第一名，她才有机缘演唱《小小的我》、《我多想唱》、《三月三》等一批轰动大江南北的歌曲。

    大奖赛改变我的生活

    谈及苏红，就不能不提这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风靡一时的歌曲《我多想唱》。这首歌不但唱出了当年中学生的生活状态，同时也从侧面折射出了当年流行音乐的发展状况。《我多想唱》以及《三月三》不但让苏红成了那一代学生心中的流行偶像，同时也把苏红的事业推向了高峰。凭借这两首歌曲，苏红在1986年中央电视台第二届青年歌手大奖赛上获得了通俗唱法专业组第一名，一夜之间，她成为家喻户晓的红歌星。

    但鲜为人知的是，为了参加那次大赛，苏红可谓星夜兼程赶到北京，但上场前她却几乎已经身无分文，这一切皆因一件演出服。

    苏红说：“记得当时为了赶去北京参赛，我赶到本溪火车站，当天去北京的车票全售完了，我就买了站票站了10多个小时才到达北京。到了北京已是傍晚，因为第二天就正式合乐排练，马上就进入复赛，决赛了。我顾不上休息，就去买演出服装。在王府井的一个自由市场，我看上了一件米黄色的连衣裙，200多元一条，但当时我身上只有170元。喜欢音乐的摊主听说我是来参赛的，就让价到了165元，并戏称只要我能获奖，165元全退，还白送一条连衣裙给我。因为我身上已没有多少钱，好心的小伙子硬是蹬着收摊的三轮车送我回招待所。”

    对于苏红在流行歌坛取得的成就，著名作曲家付林曾这样评价：“苏红先美声、民歌，后通俗的学艺道路，熔铸了她既不是劲歌狂舞、又不嗲声嗲气的独特风格。在这批歌星中，她的文化素养较高，对音乐有着超人理解与独到处理。她声音结实，音色甜美敦厚，格调明朗清新，表演风格活泼自然、不矫揉造作，台缘也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