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7日，日本律师和中国受害者在日本国会议员会馆集会。

　　赵宗仁写在香烟盒背面的劳工联系方式。

　　这是一场长达22年的跨国诉讼。法官换了一拨又一拨，原告相继离世，控方律师也“老的老，病的病，年轻一代开始顶上”。

　　自1995年始，中国民间一些普通百姓把当时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告上法庭。“南京大屠杀”“强掳劳工”“七三一人体试验”“慰安妇”“无差别轰炸”，战争遗留下的伤疤还在红肿发炎，活着的人证在减少，受害者及家属一次次站在日本的法庭上要求对方赔礼道歉。

　　结局是一场接一场的败诉。有些一审胜了，二审又败了。但律师团仍在上诉。因为“战场”在日本法庭，控方律师均为日本人，他们与中国民间力量一起，无偿地“并肩战斗”。

　　“人类的良心与国籍、所处的位置没有关系，是无论谁都应该具备的。”日本律师团在2005年回顾十年诉讼之路时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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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7日，88岁的中国劳工受害者闫玉成和受害者家属阚翠花站在日本国会议员会馆内。

　　75年前的同一天，东条英机内阁颁布了《关于输入华人劳动者到日本国内的决议》，“以解决国内劳动力严重不足的矛盾，支撑太平洋战争。”这张公告改变了闫玉成和阚翠花父亲阚顺的一生。

　　一同被改变的还有赵宗仁。

　　赵宗仁87岁了，世代居住在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挨着北六环，出门能望见太行山支脉。几间平房把老树围在院里，两个儿子住前面的两间，赵宗仁自个儿住后面。祖上都是老实农民。

　　老人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1944年，14岁的他招工到昌平修城墙，得了两升老玉米的报酬，总想再去挣点，所以保长说有新活儿时，他二话没说就去了。

　　当天下午，日本人把这群人里年纪大的、个子小的挑了出去，余下几百人上了火车。因为不知道去哪，沿途不断有人跳车逃跑。

　　到了老北京车站，赵宗仁也有机会跑走，他站在门口左一次右一次，“站了5个小时，闹不清方向，最后也没走。”

　　他们被运往塘沽港，关进一个被他叫做“集中营”的地方。三道铁丝网，一面是无边大海。“一个姓袁的，夜里翻身没打报告，汉奸拿着镐照着脑袋就打。”坑坑洼洼的海边，有水坑的地方丢着奄奄一息的人，还没完全断气，野狗就开始撕咬。

　　他们同中国的煤炭一起，被塞进船舱，运往日本。赵宗仁被骗去，闫玉成则是被强掳去的。直到一个发了善心的翻译替闫玉成寄信回家，家人才知道孩子在日本。“我姥爷骑个毛驴到我家，说不要等了，来信了。我妈一看是我的字，心才落了地。”闫玉成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这封信像油锅滴进了水，炸开花，村里被掳走的19个人背后的家庭，才算有了生气儿。“我是独生子，我回来以后，我妈睡觉甚至跟我脸贴脸，就这样亲热。”

　　在日本，晚上看月亮，闫玉成忍不住流泪，“那时候天真，我就想啊，日本的月亮和中国的月亮是不是一样的？”他脸上的皱纹随着回忆挤在一起。

　　“日本人军事上叫 ‘抓兔子’行动，甭管在集市还是村庄，把年轻力壮的围在中间，拴个绳，上车，拉走。”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志愿者朱春立说。

　　当劳工时，被骗走的赵宗仁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筛砂子、搬石头，在铁轨上推小车。冬天日本的福岛很冷，总是下雪，他住在单层木板房里，积雪有七八十厘米厚，劳工穿着布面胶底的单鞋在雪地里干活。日本人有棉袜子穿，劳工没有。有人冷得没辙，就在建筑工地里找水泥袋子，纸的，围在腿里、腰里。

　　穿不暖，也吃不饱。有位老人向朱春立回忆，一有人去世，劳工就抢着去烧，因为可以吃人肉充饥。说到一半，老人突然痛哭，承认自己也吃过人肉。

　　出现暴动时，有的劳工不计后果，在河边找条小船，就往中国的方向划。

　　1958年，北海道石狩郡当别町的山里发现了一个中国人，名叫刘连仁。他在山洞里住了13年，像个野人一样。挖个洞，捡海边的海带吃。朱春立记得，刘连仁说“那块（指劳工干活的地方）的折磨，比山里的豺狼虎豹还可怕。”

　　他在山东被抓走时，老婆已经怀孕，夫妇俩正期待着他们第一个孩子的诞生。被抓到日本后，监工以没完成任务、不懂日语、记不住工具名称等理由殴打他们，90公斤重的刘连仁，体重下降到50公斤。“照这样下去必死无疑”，在战争结束前的半个月，他冒死逃了出去，想到大概已经出生的孩子，他坚持逃亡，度过了北海道的13个冬天。

　　当他被发现时，才知道战争早已结束。他在塘沽港与妻子重逢，第一次见到13岁的儿子，他们痛哭着抱在一起，刘连仁嘴里嗯嗯呀呀，多年逃亡生活，他丧失了大部分语言能力。

　　据日本外务省1946年制作的《华人劳工工作情况调查报告书》记载，战争期间被掠往日本的中国劳工总人数为38935人，分配在35家公司的至少135个作业场。其中，6830人命丧异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