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索赔致函日本大使馆，召集中国人签名，给人大代表写信。在还未遇到小野寺利孝之前，他守在人大代表的驻地外，通常代表们在晚上6点吃饭，6点半出来散步，7点赶回看新闻联播。童增摸清规律，在6点半到7点之间，带着学生，看见戴红牌的就拦。

　　在终于成功让人大代表提交议案之后，关于童增的报道多了，各个文摘类的报纸开始转载，“相当于今天的互联网。”

　　没想到报纸上的一个个“豆腐块”引来上万封来信。小野寺利孝的原告，大多出自这些信件。

　　它们躺在北京的一间办公室内，发了黄，卷了边，码放在大小不一的纸盒里。纸盒有的摆在桌子上，有的塞进桌底，有的干脆敞开在地上，占据一整个房间。

　　这些来自战争受害者和遗属的信件，拿起来轻轻的，里面装着整齐的红手印、晕了边的毛笔字。童增说，抗战纪念馆里都是怎么打鬼子，受害者的个人记忆很少。“这是二战期间中国版的 ‘安妮日记’。”

　　那些年，很多人都在“寻找童增”。单位门口的小餐馆经常冒出一个人找童增，有人在北京站等了5天只为见他一面。他那时一天掰成几瓣见受害者。来者大多是穷苦农民，只有一位大学教授，在无差别轰炸中失去一只手臂，他是唯一一位坐飞机来找童增的。

　　“我们常人看了这样一篇小报道，可能没什么感觉，但对受害者来说，他的胳膊还断着呢，腿还断着呢，那些经历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朱春立说，“按照现在媒体发达的程度，来信得多100倍。”

　　索赔会像中转站，连接日本律师与中国受害者，中国律师协会也在其中起到无法替代的作用。日本律师在“前线”打官司，中国民间志愿者在后方“补给弹药”。

　　劳工赵宗仁先认识了童增，又见了小野寺利孝。“我第一个知道劳工索赔的消息，自个儿觉得这事儿能解决，要解决，当地劳工就都得解决，有人不知道怎么办，只能我去找。”赵宗仁带着在日本留下的疤，骑着自行车，找到了100多个劳工和家属。他把打听到的信息写在香烟盒的背面，“我当时什么也不干，专门干这个。”

　　1999年，赵宗仁回到日本，当年的矿山早已关闭，道路被繁茂的树丛覆盖着，矿业所的痕迹也不再有了。

　　“山的形状没有变，这条路我也记得。”他到了公墓“中国人殉难慰灵碑”前，“自那以后已经过了50年了？……太痛苦了。真窝囊啊！”当时的日本记者记录，他的声音像是呻吟，之后便泣不成声，眼里滚落大滴泪水。

　　“头几年，提起往事，也掉眼泪，后来不掉了，成习惯了。”赵宗仁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每一封信、每一个找来的受害者面孔，都藏着一些需要铭记的故事。童增作为他们的倾诉对象，慢慢变了。

　　起初，他为爆炸式的报道感到兴奋，“一天晚上，三个媒体都是我的消息。”他的名字以不同的字号出现在报纸的标题里，“当时只是追求轰动效应，发表完文章拉倒。”

　　“但当这些受害者给我写信时，我才真正感觉到什么是知识分子的使命感。”

　　在这一点上，不需要语言的翻译，他和小野寺利孝也能互相理解。这几年，因为这场旷日持久的对日索赔，童增和小野寺利孝联合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

　　据说，在接手中国人战争被害赔偿诉讼之前，小野寺利孝从没输过官司。

　　小野寺利孝曾做过尘肺诉讼、核泄漏诉讼，经常通过官司，改变国家的政策。他曾为战时残留中国的日本孤儿代理案件。他们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回归日本，不适应日本生活，领低保度日。想回去看看中国的养母，当时政策规定，领低保不能随意出国。这些孤儿在法庭上动情地说：“我们是敌国人的孩子，但中国人不计前嫌把我们养大，如今我们回去看看都不行！”

　　小野寺利孝帮他们打赢了官司，称他们为“国家的弃儿”。

　　在日本，律师是一个有地位的职业，他们在右胸前佩戴徽章，拥有司法人员基本的道德价值观。在地铁上看漫画时，他们会把徽章摘掉。日语里，只有政界人士、医生、教师和律师，能被称为“先生”。

　　童增还记得他和小野寺利孝初次见面的场景，“我53岁了，头发还是黑的。我用10年的时间，打到白头怎么样？”那个日本人说。

　　4

　　雨季刚过的海南岛保亭县山道上，

　　有摩托车还能前行。1999年11月，两辆摩托车后座上的人，紧紧贴着开摩托的人，生怕被甩出去。车轱辘卷起浊流，每每陷到泥沟，背包里的录像机和三脚架都会撞到后座人的后脑勺。

　　那二人是律师坂口祯彦和中野比登志。摩托车颠簸了三四十分钟，视野突然开阔起来。眼前一条小河流过，趟过小河，就到了他们此行的目的地，一位“慰安妇”的家。

　　日本律师一面聊天，一面用笔记，问题极为细致，例如遭到暴力时周围是什么环境，有没有河，河边有没有树。

　　“有人把海南岛所有慰安所都用红点标出来，我没想到红点那么多，密集极了。日本的律师和学者做了广泛的研究。”朱春立说。

　　最早做“慰安妇”诉讼的是一位叫大森典子的律师。“她既是妻子，也是母亲，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生活在优越的环境下，在日本地位高。她跑到山西，住在受害者的家里，用那种厕所，建立信任关系，拿大量的资料去法庭申诉。”

　　这位比朱春立大五六岁的女性，是很典型的日本人，每次来都会给中国的志愿者带点小礼物，一块手绢、一个小镜子，“就好像他们在求我们办事一样。”

　　“我印象最深的是已经去世的侯巧莲大娘，刚开始接触大娘时，我是和一位日本男律师一起去的。调查中当我问到被强行抓到据点后发生了什么时，大娘突然放声大哭，看上去全身都僵硬了起来。”大森典子说，“对于我来说，作为日本人感受更加强烈，能深刻感到她们内心的那种恐惧。”

　　经年的调查，每个日本律师都能讲出类似的故事。老律师跑不动了，年轻的新面孔开始出现在中国。“这些律师之间有某种连接，最起码是价值观的连接。我身体不行了，你接着上。干干净净做人，不谋私利，不苟且于社会。这些年，我甚至觉得他们在付出自己的部分生命。”朱春立说。

　　小野寺利孝已经76岁了，身体抱恙，刚刚做完手术，中国志愿者寄了鲜花给他，他打电话称赞“花很漂亮，我很喜欢。”

　　虽然合作了很多年，她对小野寺利孝生活上的了解并不多，“他每次都是来三两天，见各方的人，受害者、律师协会、基金会、社科院、外交部……”她只记得他喜欢吃基围虾，有一阵北京的饭店流行基围虾，他每次都点。

　　他似乎也没怎么真正逛过北京。有一次，一个下雪天，朱春立带他在故宫散了散步。有大的案子取得阶段性胜利，他会去工艺美术商店买个纪念品带回去。

　　朱春立精通日语，与律师团接触颇多，她从上世纪90年代末加入联合会，一直充当志愿者。“一群人为一个历史，证明一把，正在努力的时候，你介入其中了。你没办法退出来，这么多年没有所得，可能最终仍是没有所得，就这么结束了，对社会的影响也未必很大。但既然陪着走，就这么走过来吧 。”

　　5

　　再次踏上日本领土，88岁的闫玉成哭了。他哆哆嗦嗦地唱起记忆里的《劳工歌》，台下坐着日本民众，有人举着手机记录下流泪时刻，有人静默不语。

　　11月27日的活动上，日本国会众议院议员近藤昭一向受害者鞠了一躬，“在日本国内，也有‘反对战争’‘战争很奇怪’‘不要战争’的声音，不过仅仅是动动嘴皮子而已。日本政府在战后，对这些罪行，连一个像样的反省、谢罪、赔偿都没有，这对于出生于战后的一代日本人来说，实属遗憾。”他转向日本律师，“通过在座的各位，尤其是律师团的各位律师的努力，该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但是未来仍然还面临许许多多的阻力。”

　　赵宗仁当初觉得“这事好解决”的想法，随着一场接一场的败诉，渐渐灰了心。“小野寺也挺遗憾的，他们的付出不小，事没做成，可始终他们也没灰心。”

　　13年前，小野寺利孝身子骨硬朗，他接受采访时说：“我当然爱我自己的祖国了，生我养我的是日本，我的父母不仅生了我，母亲还含辛茹苦把我养大。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谁不爱自己的母亲、不爱自己的家人的呢？都是爱的呀。正因为我发自内心地热爱日本，所以我才希望日本能够很好地认识并改正自己的过去，最终成为中国人能够信赖的国家，我一直在为此而拼命努力。不达到这个目标我是决不罢休的。今年我已经六十三岁了，我希望再过数年就能实现自己的愿望。”

　　这次闫玉成等人到达日本后的一晚，他们与日本律师围坐在小酒馆的圆桌旁。闫玉成戴着前进帽，身穿马甲。在他对面，被掳劳工律师辩护团团长森田太三戴圆形眼镜，头发已花白。在他刚刚进入对日索赔的律师团时，属于青年一代。

　　当晚，森田太三忽然开起玩笑，说自己已成为“瞎掰人士”，原本承诺劳工的官司5年能够解决，没想到进入10年，又进入下一个10年。众人笑笑，大家喝着烧酒，聊着漫长的诉讼之路，兴尽方散。（杨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