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野寺利孝（中）与赵宗仁（右）

　　一位受害者举着童增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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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至北海道，南至九州的宫崎，律师团为中国劳工在日本全国各地提起了诉讼。他们通过各自人脉联系地方律师，开始“持续的、全国性的联合斗争”。

　　“想想看吧，那些被强行抓来的劳工，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都是无权无势的人。他们不仅渡过太平洋，站在了日本的国土上，而且直接挑战的是日本这个经济大国。”律师团的领军人物小野寺利孝说，“在法庭上，他们要和日本政府决一胜负，这样的挑战我想在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这些老人在改变着历史，也激励着

　　们陪他们一起走下去。”

　　在法庭上，有人讲述自己右手拇指被夹在石缝中，骨头压得粉碎。说着，向法官和被告席抬起颤抖的手臂，将不能动弹的右手拇指举到头上；有人边说边冲到法官面前，“你们看看这头上的坑”；有的遭遇过于惨烈，致使翻译说到一半，泣不成声。

　　律师团想尽办法让未经过战争的法官体会当时的情景。他们播放NHK（日本放送协会）《神秘的外务省报告》录像，展示航拍的现场地形、当时40年未遇的严寒和连续降雪的气象资料、当地居民如何在大雪中艰难生活的报纸剪报。有的律师还曾打算让原告穿上粗麻袋上衣，向法官讲述受害经过；甚至有人提议做些当时中国劳工吃的“馒头”，让法官尝尝。

　　律师团还说服法官，将法庭“搬到”现场。他们来到港口边，沿着中国劳工每天走过的路，重新走了一遍。人们用风速计和温度计测算了数字，还找来当年监工打人的相似棍棒，重演历史。

　　律师们太想赢得官司了。当“野人”刘连仁的劳工诉讼案即将宣判时，所有人都开始坐立不安，有人和旁边的人互递眼神，有人不由自主地握紧拳头，还有人连结论都没听完，就流出了喜悦的泪水。当宣读到全面承认刘连仁赔偿要求的判决主文时，法庭内一片欢呼声。律师和中国的志愿者相互握手、拥抱，人们抢着与刘连仁的长子刘焕新握手。刘连仁自己没能听见胜诉判决，于一年前去世了。

　　这是战争期间被抓到日本强制劳动的中国人，首次以日本政府为对象，提起的诉讼。

　　判决之后，日本政府向东京高等法院提出上诉。律师团又走访了刘连仁当初被抓地点的自家门前、被强迫劳动的煤矿遗址、被发现时的深雪覆盖的山中现场等，收集更多证据。但二审结果出来，胜诉转为败诉。律师团又上诉到最高法院，仍是败诉。

　　得知结果后，遗属刘焕新重复了刘连仁生前的一句话：“路途虽遥远，但是总能走到应该到达的地方。”

　　“本案应该到达的地方，就是正义之所在。”律师团在回顾这桩诉讼时说。他们护照里出现最多的是中国签证，早前来中国的农村取证，一些地区还“未完全开放”，日本律师只能止步省城。他们和承受过苦难的中国人一次次见面握手，对于痛苦的感知并不会被国籍阻隔。

　　“像冰山的一角，一点点砍，往前走一步，冰山就融掉一点。”索赔联合会的志愿者说。结局虽是败诉，但过程在“融掉冰山”。

　　1995年8月，律师团的第一个官司在日本开庭。原告之一是“七三一”人体试验受害者的后代王亦兵，这是在他父亲去世50年后提起的诉讼。

　　律师团找来曾逮捕他父亲的原宪兵三尾丰站到证人席上。三尾丰向王亦兵谢罪：“我就是逮捕你父亲，并将他送到七三一部队的三尾丰。我做了无论如何也无法挽回的事情，实在对不起。”

　　王亦兵沉默片刻，终于开口道：“你是我的仇人，你抓走了我的父亲，他在七三一部队被杀了。可以说是你杀了我的父亲。”

　　三尾丰再次低头谢罪。他在法庭上说：“这位受害者的儿子见到我时，好半天说不出话来。我想，可能是因为见到了杀死自己父亲的仇人，整理心绪需要一些时间。对于过去的侵略战争，知道的人太少了，尽管自己余生已是所剩无几，还是要彻底追究事实真相，让国民知道那些事实。”

　　他讲述了七三一部队的恐怖景象。俘虏们被剥夺了姓名，取而代之的是三位数或四位数的号码。他们被叫做“原木”。清点人数时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而是像数木材一样，“一根、两根”地数。

　　三年后，身患癌症，不能行走的三尾丰坐在旁听席上，等候判决结果。他和王亦兵已经能够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了。几个月后，三尾丰离开人世，在他的葬礼上，王亦兵发来唁电。

　　“尽管从结果上是败诉了，但我们赢得了判决史上首次直接对七三一部队的残酷非人道的战争犯罪行为的事实认定。”律师团在《正义是否战胜时间》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