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诉讼的意义之一。“日本的判决书都很厚，有时候10万字都不新鲜，一点一点认定加害事实，永远地刻在日本的司法史上。劳工的故事，正在被慢慢风化，基本被历史抹去了。我在大学教过书，也喜欢读书，总不至于那么孤陋寡闻，但我此前对劳工一无所知。”67岁的朱春立说，“我们诉讼的目的之一，是要搞清楚战争到底有多残酷，给受害者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安慰。”

　　即便是败诉，一些法庭的瞬间，也别具意味。当原告询问结束时，法官竟主动对原告说“谢谢你远道而来”。

　　一位叫木村的福冈地方法院法官，让中国人赢了官司。他在判决后对本国媒体说，“法官在其一生中，会遇到一两次值得用职业生命做赌注的案子，对于我来说，这就是其中的一次。”他说自己写判决的时候，手是发抖了，但对结论没有犹豫。

　　那次官司，福冈地方法院大法庭的旁听席上坐满了人，他们既不是原告，也没有家属。“劳工事件的沉重分量唤起了人们的良心。”在日本，有专门支持诉讼的支援会，口号是：“战后50年，日本的良心被追问。”他们在各地集会，拿个口袋在人群里传递，呼吁大家捐钱。朱春立曾看见一个裤子上满是洞的新潮小伙子为“慰安妇”推轮椅。

　　中国人心上的“冰”也开始融化了。战争刚刚结束时，尚未回国的劳工闫玉成对着日本街头的汽车大喊“八格牙路”；日本律师团到来时，很多受害者是战后第一次接触日本人，闭着嘴，不说话；当他们再次踏上日本领土，有人仍然心怀仇恨，甚至把排泄物扔在酒店的走廊上。

　　“战争让受害者心里过不去，不是缔结1000个《中日友好条约》，他们的感情就没了的。真正的友好是民间的。”朱春立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有一场败诉让律师团印象深刻，宣判之后，受害者说了一段热情洋溢的话，“斗争到此并不算完，我对判决虽然不服，但现在心情却非常爽快。大家如此支援我们，这是比什么都令我高兴的事。”

　　“我们这些人，追究历史是为什么？

　　是弄清历史之后加深仇恨，追究历史还是为了和平，如果对侵略战争没有正确认识，那不可能构筑中日友好。中日之间的路到底怎么走，大家都在想。”做过驻日外交官的朱春立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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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东京审判，半个世纪以来，都没有如此规模的诉讼。”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童增说。

　　为中国人代理这场难度显而易见的官司，小野寺利孝做了“打十年的准备”。

　　“在来中国以前，我以为我什么都知道了，可到了中国，我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小野寺利孝在1994年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他参观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森森白骨的遗迹在脑中挥之不去。

　　“如果转过身去，背向受害者，那似乎是背叛了至今的自己。”小野寺利孝说。

　　1994年8月5日，北京长富宫饭店的一间客房里，一份“确认书”攥在童增和小野寺利孝的手里。这两个不同国籍，相差15岁的人，开始人生轨迹的重合。

　　委托书有中文和日文各两份，中文手写，日文打字，它是中国受害者委托日本律师打官司的起点。

　　“小野寺富有正义感，又热情洋溢，如果没有他们，今天的对日索赔可能完全是另一番景象。”童增说，当初，一位驻京的日本记者促成了这场会面。

　　那时的童增是一位大学教师，一天在吃晚饭时，瞥见报纸上的一篇文字：欧洲向德国要求战争赔偿。字数不多，印在一块不起眼的地方，但正是这篇报道，扯出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一步、两步和千万步。

　　受到启发，童增写了一篇《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的“万言书”。当时，人们对战争的记忆淡薄。大学四年，童增的同学里没一个人提过南京大屠杀。他到北京图书馆（现为国家图书馆）查阅战争资料，图书馆的1～3层对大众开放，他没找到什么。到了存放内部资料的第4层，战争的暴行和残酷才赤裸裸出现在他眼前。替他打字“万言书”的姑娘打到一半就泪流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