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木讷、冷漠、狠心、自私、无情。趁他们不注意坐上窗台，大晚上偷偷跑出家惹得全家出动来找我。我在网上看世界上的死法，写了遗书。我不吃饭，我不起床，无论谁叫我，谁求我，谁给我讲道理，谁在我边上哭。

　　我糟糕透顶了，挨着日子过了我一生中最悲惨的“新年”，那时母亲没日没夜地哭是支撑我活下去唯一的动力。

　　我给妹妹说，我可能抑郁了。家里并没有人懂，也没有人相信我，他们以为我在装疯卖傻。

　　转机发生在某一天，我中学时代最好的朋友老祝，从县城来到我家。他不和我讲道理，只是告诉妈妈：“她就是病了，带去医院有病治病，该吃药吃药，该打针打针，听医生的。”

　　我落下感激的泪，但什么话也没讲。这是我这么长时间以来第一次感受到被理解，被包容，终于有人相信我不是在装疯卖傻以逃避世俗。我终于可以把身上重重的壳卸下来。

　　我开始了治疗。先是去一家在某搜索引擎上位居榜首的私人医院，被诊断为“重度抑郁症”，立即办理了住院手续。一晚上做了整套的检测，火急火燎花掉了五千多元。治疗了两周，吃了药就睡，毫无起色。第二次去的是公立医院，诊断结果依旧为“重度抑郁症”，立即入院治疗。

　　前十来天没一点好转，加大安眠药剂量才能入睡。直到我在走廊外听到主治医生告诉妈妈：“你女儿是双相情感障碍，需要终生服药。”

　　妈妈那晚抱着我，不停地抚摸我，什么也不说。我暗自想：我不能接受终生服药，一定要绝地反击了。

　　我开始从心底里接纳医院的治疗办法：药物治疗、心理治疗、物理治疗。

　　在医院一天的安排大概是：一睁眼就给自己加油打气，起床吃饭，早间冥想、瑜伽操、输液、服药、颅磁共振治疗、个人心理治疗、团队治疗（音乐、图画、戏剧等形式）和家庭治疗、病友集体活动等。

　　那个时候药物治疗用量很大，体重飙到了150斤，整天昏昏欲睡。老记不住事情，目光无神、恶心犯吐。

　　我从书里学到“恐惧盒子”和“成功日记”的方法。每做一件事之前会把我的恐惧写下来，一遍一遍告诉自己不需要害怕；我咬牙每天写“成功日记”，告诉自己不是废物，哪怕只是吃饭、接电话、散步两圈、和人微笑、看一集综艺节目，那都是值得称耀和庆祝的事。

　　睡不着觉的时候，就看电影，《被人嫌弃的松子的一生》和《我的丈夫得了抑郁症》《百元之恋》等等，像是在这些losers（失败者）身上看到自己——人生哪有那么多的胜利，挺住就是万幸了。

　　毕业的日子指日可待，妈妈陪着我去网吧修改毕业论文；我哭的时候她就守在一边，难受也包住眼泪什么都不说；担心我半夜再跑，每晚把腿搭在我的身上；医院里的科普课，她一页又一页的笔记记得详尽从不有任何遗漏；还要忍受我阴晴不定的坏脾气……我时常想，如果不是妈妈，我或许真的迈不过那个坎，糟糕地不见了。她的爱实在太厚重，我此生也无以回报。

　　像我这样只在医院里住了三十来天就出院的重度抑郁症患者，实在少见，我也实在幸运。用药三个月后再去复查，那句“终生服药”变成了“你康复了，可以停药了”。

　　自此，我的生理表层创伤算是基本治愈了。

　　一个人与一群山的孤独

　　小林讲完她的抑郁和治疗经历，已是深夜。她的讲述让我唏嘘不已，其中最让我震撼的是她的“成功日记”。我完全可以想象，当她把常人看来极其简单的事情，作为“成功”一笔一画地记载在本子上时，承受着怎样的苦痛和折磨，而表现出的求生意志又是多么强大。我看着眼前的她：如此健康阳光、活力四射，当年承受的痛苦已经烟消云散。这验证了我的一个判断：抑郁症患者康复后，完全有可能比原来的状态更好。

　　时间不早，我们决定休息。这里是小山村，没有旅店，只能住在学校。好在有几间教师宿舍空着，推开门，潮气和蚊虫扑面而来。小林替我收拾好床铺，找来蚊香。我多年不用蚊香了，一点上，那强烈的硫磺气味，立刻把我带回小时候的岁月……

　　宿舍门外，便是小学的操场。 万籁俱寂，一切都已睡着，只有四周的山影伫立。

　　我想象着小林，她来这里已经两年了。两年前，她大病初愈，一个人独自来到这个艰苦、封闭而孤单的环境，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选择？是爱心，还是逃避，或是冒险？当然，从身体状况看，现在她已康复，这是运气，还是必然？我决定明天要打开这个疑问。

　　第二天一早，窗外的鸟鸣和人声把我吵醒。这里不似大城市，很早孩子们就到学校里玩耍。我站在宿舍门口，看着他们嬉闹。

　　小林也过来了，领我去吃饭。我们的话题随即开始：她为什么要来这里支教？两年的支教对于她的康复，是好还是不好？

　　“这对不同的人，是不一样的。”小林说。

　　出院的第二天，我偷偷去医院旁边的网吧，填写了一个支教项目的网上报名表。经过三轮面试，顺利拿到录取通知书，来村里支教两年。

　　这两年常常被问及：为什么要去支教？这个问题，其实对我来说根本不是问题。

　　我在读大学期间，一直从事和农村留守儿童有关的公益活动。相比格子间里中规中矩的工作，我更喜欢做农村的发动机，而非城市的螺丝钉。罗素说过一句话：“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心，这三种纯洁但无比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这句话多年来一直吸引着我。

　　可是，要把这个愿望付诸现实，需要勇气，需要克服阻碍，放弃很多世俗的追求。一场突如其来的抑郁症，让我放下了很多东西。我想到，幸福本源乃参差多态，我不要等，我要尽我所能去经历各样的人生风景。这也是我力所能及的回归社会的方式。

　　对我的想法，家人起初不理解，担心刚从黑暗中走到阳光下的我，不适合去偏远农村受苦受累。他们甚至怀疑我是不是还没有好完全，又选择一种方式来逃避，或者继续伤害自己。

　　我给父母写了一封长信，把对项目地的了解和我所做的准备，毫无保留地冷静地告诉他们：“这是我想要做的事情，也是我能够做到的事情。”

　　父母怀着忧虑妥协了。出发前，我创办了自己的公众号“林姑娘的木时光”，打算把未来两年里的一点一滴都记录下来，给自己留个念想。

　　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这次抑郁发作太刻骨铭心了，我希望我所经历的一切，可以成为日后创作的灵感——如果有可能，有一定的社会资源后我想拍一个关于自己的纪录片，去影响更多处于“黑暗”中的人。

　　正式入职前，支教单位为我们安排了近40天紧张而又充实、高强度的暑期培训。那些天，我异常地兴奋和高亢。课堂上回答问题最积极的是我，参加活动最激动的也是我。每天睡眠4个小时，一大早我就要把同寝室的姑娘叫醒，因此被她们送了一个外号，“理想的闹钟”。培训结束，确定派遣名单的时候，竟没有一个人愿意和我搭班。他们说：“文萍太上进了，会给别人带来压力。”

　　现在回顾，那时的我可能还是有些轻躁狂吧。

　　2016年8月26日，我来到项目学校。这里距离县城50公里路程，六个年级六个班，总共200左右学生。我即将接手的是三年级的一个班。

　　到了学校，我和另一位女同事同住在一间30年前修建的平房里。最不方便的是洗澡和上厕所，是在距离房间200米外的学校角落里。

　　刚到学校的晚上，天降大雨，屋内小雨。床上放着一个塑料盆，在“滴答、滴答”的背景音乐中，我度过了第一晚。

　　开学第一天，我在我的班级做了一次摸底检测。全班语文平均分21.56分，最高分仅51分。我蒙了，孩子们吵闹混乱的课堂也让我无从下手。

　　一上课，就是痛苦的开始。第一个周末，无力的我写下这样一首小诗，《初见》

　　初见你的孩子

　　各个身材小小

　　眉清目秀

　　走近你的孩子

　　平均分不及33分

　　遭受着责骂和嘲笑

　　他们任性肆意

　　脱鞋、抠脚、讲话、走动、打闹

　　不知什么是PPT

　　不知如何标注自然段

　　不知如何做笔记

　　他们习惯着否定

　　除去微笑

　　就是摇头

　　我走进教室里

　　每一分钟都觉得很难

　　三尺讲台

　　两轮春秋

　　静待花开

　　最初的挑战，除了来自沉重的教学压力，还有面对学生原生家庭问题的无力，更有节假日冷清的学校，要应对一个人与一群山的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