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命无声

王栋看望病房里的龚桂方。图片由家人提供

龚桂方的诗《锚》。尹海月/摄

　　在人生的最后10天里，龚桂方上了“热搜”。

　　7月23日，浙江省温岭市松门镇，正是一年最热的时候。台风来袭，风雨不断，一家人都在陪伴弥留之际的龚桂方。

　　龚桂方陷在仅铺了一层被子的木板床里，脸色蜡黄，瘦得脱相。

　　这几天，这间空旷的屋子接待了不知多少媒体记者。闻讯赶来的，还有许多龚桂方并不认识、但和他一样参加过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一场战争的退伍军人。他们聚在一起，和龚桂方家人一起拟定碑文。

　　儿子龚继伟这几天一直在回复媒体、联系亲人。只有在亲戚谈话的某个间隙，才能听到哽咽的抽泣声，感受到悲伤突然涌来。

　　家人都知道，留给龚桂方的时间不多了。

　　一周前，龚继伟从父亲的通讯录里找到一个陌生的手机号，他拨通了这个号码。他也不知道这个号码通向哪里，“当时只是单纯地希望认识父亲的朋友能来看看他。”龚继伟说。

　　电话的另一头是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龚桂方是“浙江大学龚桂方助学金”的捐助者。自2014年起，他累计向浙江大学捐赠4万元，资助2名学生完成学业。

　　接到电话的第二天，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副秘书长党颖带着受助学生王栋，赶到台州肿瘤医院。龚桂方见到他们，说的第一句话是“对不起”。党颖记得，龚一直在说抱歉，重复了两三遍。2017年下半年，龚桂方停止了捐赠，他当时只说家里有点事，没有告诉校方他早已罹患重病。

　　因为承诺的捐助中止了，这成了龚桂方的一个心结。在尚能讲话的最后时间里，他不断跟家人提及此事。

　　王栋并不是龚桂方捐助的唯一学生。据统计，2013年到2017年，龚桂方共捐助8名学生，秦皇岛3名，清华大学2名，浙江大学3名，累计捐赠超过10万元。龚继伟也给清华大学打过电话，清华大学称已收到捐款，但暂时还没有使用。

　　捐赠的具体情况，家人均表示“不清楚”“不知道”“不了解”。龚继伟从母亲那里依稀得知父亲给人捐过钱，如果不是媒体的到来和挖掘，这一切也许还未揭开。

　　2013年11月，秦皇岛市文明办、媒体组成的采访慰问团来到龚桂方的家里看望，亲戚友邻才知道，龚桂方一直在默默做好事，资助了秦皇岛一位大学生读大学。“当时我爸爸很生气，他不太想让人知道。”女儿龚朋霏说，“有人劝他，这样能带动更多人，他也就同意了。”

　　那时，龚桂方还是“勤丰318号”货轮的一名水手。2012年8月，货轮停靠秦皇岛时，龚桂方偶然看到《秦皇岛晚报》上一篇题为《女儿啊，不知道能不能送你去读书》的报道，称秦皇岛一位名叫郭学敏的女孩考上了北京中医药大学，却因为家人患病无钱上学。龚桂方和妻子潘云芽说，这小女孩是读医的，不上大学太可惜了。因为夫妻俩都是病人，一致决定要帮一下这个孩子。

　　龚桂方将在船上捡废品得来的500元，化名“举得”寄给《秦皇岛晚报》的记者杨大伟，又以“微力”“汇兄”之名陆续向编辑部汇款。“举得”寓意保护环境、助人行善一举两得；“汇兄”由“党”字拆分，下面是“兄”字，上面左转便是“汇”字。后来怕麻烦编辑部，龚桂方要到郭学敏的银行卡号，自己打钱过去。杨大伟通过预留手机号找到龚桂方，得知他本人已身患重病。

　　那时，龚桂方夫妇治病，前后花掉20多万元。2013年年初，龚桂方被确诊为肝癌，肝脏处的阴影已经有1.6厘米。杨大伟去货轮上看望龚桂方，在他所在4层的一个狭小房间，看到一台白色的小冰箱，一打开，满满都是药。一支治癌针148元，每星期要打2支，龚家卖掉了3开间的小洋房，住进了一墙之隔的平房。后来，杨大伟到龚桂方家里，发现房子“甚至可以从屋顶看到天空”。

　　每月6000元的工资，成为龚桂方买药治病的主要经济来源。船体养护、起锚抛锚、打扫卫生，船上工作繁琐辛劳，龚桂方干的都是最脏最累的活儿。同事郑胜利称赞他是劳动模范，“当过兵，又是党员，浑身透着一股正气。”同事们都不知道龚桂方捐助学生，更不知他患了肝癌。

　　一边捡废品筹钱，一边治病，龚桂方给郭学敏的汇款从未中断。有一次，得知郭学敏父亲病重，他将自己买药的3000元捐给郭父。

　　报道一出，慰问者纷至沓来，人们称他为“最美水手”“爱心使者”。秦皇岛慰问团抵达的当天，还带去3万多元善款。龚桂方将这些善款的数额记进本子，然后以捐助更多学生的方式送出去。这在战友张云才看来，“简直是个傻瓜。可以先拿来给自己治病，以后再做善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