挣扎在悬崖边上的人
病友马林(化名)展示他购买的保命药PD-1。郑千里/摄
有4年抗癌经历的翟一平没有想到,他会因代购抗癌药失去人身自由。
从2016年开始,他帮在QQ群里认识的病友从德国代购抗癌药,一些肝癌晚期的病友因此延续了生命。两年下来,他成为病友群里的顶梁柱,每天都有许多病友发病例请教他。
现年46岁的翟一平说,自己并不知道这会触犯法律。
2018年7月25日,翟一平因涉嫌销售假药罪被刑拘,现羁押在上海市看守所。
祸起:为病友从德国代购救命药
翟一平代购的经历,要从2015年年底病友老米的“无药之症”说起。
在2014年罹患肝癌后,翟一平开始钻研相关的医学知识,常常在聚集了各地肝癌患者的QQ群里与病友交流,老米就在群中。
当时老米辗转于北京、上海、广州各大医院,所有医生都说一点办法都没有,所有治疗方法都没有用。翟一平留意到国外两个前沿药物PD-1利尤单抗注射液(以下简称“PD-1”)和仑伐替尼(Lenvatinib,以下简称“E7080”),便推荐给老米,希望能挽救他的生命。
E7080是口服的小分子靶向药,2018年3月,日本批准将其用于肝癌晚期患者。PD-1是免疫药物,能延长患者的生存期,与E7080联合用药效果更好。
2017年,欧洲肿瘤内科学会和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公布E7080联合PD-1抗体的临床数据,疾病控制率逼近100%。
但在那时,国内还没有这两种药,临床经验更无从谈起。“试了可能活,不试肯定死。”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老米听了翟一平的建议,成为国内较早尝试PD-1联合E7080治疗的“小白鼠”。
2016年5月,老米体内共有5个肿瘤,最大3.5公分。到了2016年9月,老米体内肿瘤仅剩1个1.5公分,其余全部坏死。这一检查结果连医生都感到惊讶。治疗期间,翟一平和老米把这个治疗方案分享给其他病友,收到了全国各地病友的询问:在哪里买的救命药?
当时的购药途径主要通过港澳或是国外。香港距离近,但患者从香港购买,比从德国买每个月多花1万元左右。于是老米向病友们分享了从德国购买的经验。
了解购药渠道后,有的病人自行去德国购买。但有的因为路途、身体等原因,拜托翟一平和老米代购。
慢慢地,由于联合治疗的药物对肝癌晚期患者非常有效,加上翟一平和老米的价格比其他代购或药商更便宜,找他们代购的病友越来越多。他们也有了新的合作方式:翟一平统计好购药数量后,由老米托朋友从德国购买,药到上海后,再由翟一平用冷链车分发给全国各地的患者。
据在看守所会见过他的斯伟江律师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转述,翟一平对代购国外抗癌药会犯下销售假药罪并不清楚,感觉很委屈。他的初衷是他卖的药可以救病友的命,他也能赚点小钱。
翟一平告诉斯伟江律师,一年前,他体检发现转氨酶升高后,身体乏力,就辞去了项目经理的工作。虽然他代购药物能获得百分之五左右的报酬,但他要知道这是犯罪,肯定不干这种事情,因为“赚不了多少钱”。
翟一平妻子邓婷(化名)回忆,2014年翟一平做了微波消融手术后,病情一直控制得很好。他代购的药,都是帮病得更严重的病友买的。在她眼中,翟一平是个好学又很会学的人:“国内外有什么药,这些药的药效和副作用,他都研究得特别透彻。”
求情:“请理解我们这些生活在悬崖边上的人”
翟一平的案情牵动着许多病友的心。截至2018年8月9日,来自广东、福建、海南、江西等地的病友自发写了163封求情信,希望翟一平能早日出来。
这些病友主要来自翟一平管理的“爱肝计划”QQ群,截至8月9日,群里有978名成员,主要以肝癌患者和患者家属为主,而群文件里分享的,大多是病友们尝试过的各类药物及用药经验。
得知群主被拘,病友们集体商议要一起写求情信,为翟一平做些什么。至于求情信写给谁,他们也不知道,只是每个人的第一句话统一写着“尊敬的领导”,而文末都写着“请求对翟一平不予刑事追究”之类的话。
在这些求情信中,有些病友并不知情翟一平代购抗癌药一事,只是描述翟一平为他们推荐好医生、好医院、帮忙看片子的经历;曾用过代购药的一些病友,提供了他们比对其他代购或药商的价格,称翟一平提供的抗癌药,比其他药商便宜且有效。
但其中最焦虑的,是一些因为翟一平被羁押,即将或已经断药,一时找不到新的购药途经的病友。其中一封求情信上说:“说得更自私一点,他不出来,我们就得断药。”
群友胡玲是江苏无锡人,从事财务工作,年薪8万元,独生女,尚未成家。她到现在还没有告诉61岁的患病父亲,翟一平被羁押后,未来要么高额买药,要么断药。
她不想再经历一次买假药、买贵药了。2018年4月,父亲被查出肝癌晚期,不能手术,也不能化疗和放疗,医生判断顶多两个月的生命。“刚查出肝癌晚期时,我爸很沮丧,病怏怏地躺在家,不愿意说话”。
在医生的推荐下,他们联系到一家药商,开始尝试联合治疗,但药商提供的PD-1一针3.2万元,E7080一盒20粒2.5万元,高额的药物让胡玲一家压力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