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疯狂面包”的面包师在卖面包

精神障碍者在做面包

　　全北京有数不清的面包房，精美或粗糙的，高档或低端的，昂贵或平价的，但没有一家会比这一家更独特。

　　那些法棍、面包圈和桂皮卷的味道平淡无奇，特别之处在于面包师。面包全部出自6位精神障碍者之手。这些人在社会上可能被不礼貌地称为“疯子”，他们索性改造了贬义的称呼，给面包房取名为“CRAZY BAKE（疯狂面包）”。

　　不过，疯狂面包只有作坊，没有真正的门店。这些面包产自一道紧闭的红色的大铁门后面，大门两侧挂着牌子：北京市朝阳区精神病托管服务中心。在北京五环外的苏坟村这7亩土地上，有200个床位提供给各类精神障碍者，其中九成以上患有精神分裂症。一个70多平方米原本作为会议室的房间，被改造成了面包作坊。

　　6位面包师是从大量患者里选出的。他们的病情得到了较好控制，能实现基本社交。对他们来说，做面包是一种自愿参加的康复项目。

　　托管中心主任杨云和面包师们都希望能有更多机会走出铁门，走入人群。但是能走出去的时间和距离都太有限了。每周最多两次，大铁门会为面包打开那么一小会儿。装满面包的箱子被一位面包师抱出来。随后，他会坐上车，跟着工作人员去送货。此时，“疯狂面包”会打开一个小小的豁口。

　　“我们在家连饭都不做，还能做面包吗？”

　　张志东17年前被送到这里，在所有的面包师里，他是在这道铁门进出次数最多的一位。每周，他都有一两个下午把面包亲手递到顾客手中。每个面包都由他亲手写好标签和收货人，封入牛皮纸袋。

　　这件事他从2004年做起。

　　做面包之前，他还跟病友们一起种过菜，组过英语小组，上过电脑培训班。这些都是不同的“康复项目”。杨云认为，做面包是众多项目中康复效果最好的。

　　最初提出做面包主意的，是两名外国志愿者伊万和娜塔莎。瑞典姑娘伊万嫁给了一个中国人，德国姑娘娜塔莎则是跟着来华工作的丈夫暂居中国。张志东刚认识她们时，这两个外国姑娘刚过30岁，如今她们分别都是拥有几个孩子的中年母亲。

　　伊万喜欢做主食面包。当初，她与娜塔莎向杨云提议，是否可以让精神障碍者来做面包。烤面包不像种菜那样为季节所限，所得利润可以用来贴补中心运行，也能让参与做面包的人增加一点收入。她们愿意负责寻找销售渠道——销路直到今天仍有赖于她们。面包主要在她们的朋友圈里推广。每周有一两次，面包师会到一些固定地点配送或贩卖。

　　能不能办成面包房，杨云心里也没底。第一步，她得找人去学做面包，再回来教病人。作为一家民办机构，这家中心除了每年能通过评比获得官方的奖励资金之外，没有财政拨款，也没有大额的社会捐赠。维持运转主要依靠病人每个月上缴的托管费。还总有人无法交齐。她没有余钱去雇外面专业的面包师。

　　最后，杨云想了个办法，把当时负责中心饮食的大师傅吕文海找来，请这位做惯了麻婆豆腐的厨师去跟伊万学做面包。她自己也一同去学。

　　效果比她预想的好太多。只看伊万示范了一次，吕师傅就都学会了。桂皮卷、麻花面包、面包圈、火锅面包，这是精神障碍者第一批要学做的四种面包。都是技术含量不高的。

　　但是，当杨云喊病人到一起开会商量做面包的事情，她听到最多的反问是：我们在家连饭都不做，还能做面包吗？

　　主持中心康复工作的王康乐解释，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有“始动性缺乏”的表现。他们的社会交往能力衰退，生活懒散，情感淡漠。平时如果不是护工督促，很多人连洗脸刷牙都保证不了。

　　张志东、史望安、余文睿等面包师被送到托管中心前，都生活在高度相似的房间里：脏衣服堆积如山，异味充斥着整个屋子，水槽里都是没刷的碗筷，厚厚的油垢凝结在厨具上，房间里没有能“下脚”的地方。从衣物来看，分不清主人过的是春还是冬，是日还是夜。张志东的房间还有他砸得满地的玻璃碎片。史望安在家里乱丢烟头，火星惹出过一场小乱子。余文睿的衣服穿得乱七八糟，很难想象她家中那张照片里纤细干净的主人公，会是她。

　　杨云面对的就是这样的群体。他们“对自己没信心”，长期患病导致他们动手能力较差。她没别的办法，给全体病人开了三次“动员大会”，又单独做工作。张志东是最早表示愿意参加的人之一。

　　张志东上过大学，还做过大学教师，在外企工作过。人生最顺的时候，他拥有一家自己的公司。直到现在，接待外宾时，杨云有时还要依靠张志东为她翻译。

　　张志东慢慢总结出来抗病的心得：“我们有这毛病的人，千万别闲散。一闲散，就不是好事儿。”

　　最后，面包房终于踉踉跄跄地开起来了。所有的面包师都经过了病情的评估，也征得了家属的同意。

　　吕文海手把手地教这些人怎么揉面团，怎么把麻花的一侧搭上另一侧。他看一两次就能上手的东西，有的病人要学上整整两个月。有时候前一天刚做出些样子了，第二天就又回到原点，需要从头再教。连扫地拖地擦桌子这样的事，都需要一步步指示着完成。

　　第一炉成形的面包出来时，面包房所有人一起，眼巴巴地望着烤箱的指针，等着它归零的一刻。杨云永远记得那个味道，“特别好吃”，虽然看起来，那些面包绝对不是卖相最好的。

　　“犯病”时，她觉得电视节目都在针对她

　　面包房运行不到半年，赚来的钱就给中心买过两台洗衣机、三台空调，连电费都是从这笔钱里出的。

　　14年里，这笔钱还买过一台冰箱，200个塑料收纳箱，100把椅子，给全中心200个病人更换过好几轮床上用品。

　　吕文海每天看着他们做面包，跟杨云已经达成了默契。他们不指望自家的面包师能像外面的同行那样独当一面，“只要有进步就好”。卫生实在收拾不好，吕文海就来补缺。不断有新加入者做不好面包，为完成订单，吕文海干脆自己动手，“不能给顾客不好的东西”。

　　多年以来，面包师们来来往往，只有张志东、史望安和一名兼做会计的精神病人坚持了下来。退出者有的是因为疾病发作，有的是个人意愿不想参与。对此，杨云从不强求。

　　作为面包房的“大管家”，吕文海深知不能用普通面包房的要求框定他们。就算是每个工作日上午3个小时左右的做面包时间，也一样有人突然中途消失，“连个招呼都不打”。“犯病”时，余文睿觉得电视节目都在针对她。

　　坚持下来的人身上，改变正在潜移默化地发生。杨云认为，他们的社交能力、处理个人事务的能力都在变好，“犯病”的次数也不像以前那么多了。

　　杨云有了个大胆的想法。她在离中心1公里左右的社区租了一套房子，让面包师和工作人员一起居住，尝试着在外面生活。

　　这个尝试持续了10年。

　　在大铁门外的这个住处，张志东能够做出可口的家常菜，余文睿品尝到了久违的“自由”，她终于重拾了一点点自己年轻时的影子。每逢出门，她都会换上漂亮的裙子，而不是穿着睡衣，每天在床的附近打转。

　　但是，这里并不是真正的“家”。一位同住的康复医生总是提醒这一点。他监督着他们一日三次、一粒都不能少的吃下形形色色的药丸，还要用手电筒照亮他们的口腔，检查他们服药。

　　“疯子”的标签没那么容易被摘掉。张志东还记得，有一年圣诞节，他们赶工生产出一批面包送到一家外企的年会上。那位外国老板激情澎湃地向自己的员工推荐“疯狂面包”。现场气氛热烈极了，张志东怀里的面包很快被抢购一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