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银川9月17日电　题：将青春写在塞上大地——记五湖四海“支宁人”

　　新华社记者曹健、艾福梅、马丽娟

　　他们是来自五湖四海的“支宁人”。

　　随着汽笛鸣响、卡车轰隆，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数十万来自全国各地的支宁人员汇聚宁夏。他们数十年如一日，奋斗在各行各业，扎根宁夏，奉献宁夏，用宝贵的年华谱写了最美的青春之歌，在悄然改变着塞上大地一草一木的同时，也留下了一笔笔珍贵的精神财富。

　　家国情怀：哪里艰苦哪安家

　　1954年，18岁的戈敢响应国家“支援大西北”的号召，放弃留在江苏南通农业学校当辅导员的机会，从江南水乡千里迢迢来到干旱少雨的西北。

　　“当时因为生病，学校没给我报名。我一听坚决不同意，强烈要求到宁夏去。”戈敢回忆说，在那个炽热的年代，“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青年人的至高理想。

　　解放初的宁夏十分落后，众多领域尚属空白，各方面亟待建设，人才极度紧缺。而从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等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来到宁夏的一批批干部、科教文卫人员、大学生、工人等则犹如“甘霖”，解了宁夏初建时期的“人才之渴”。

　　火车一路向西，故土渐渐远去，青山绿水渐变戈壁荒漠，几日几夜颠簸后，终于抵达宁夏。

　　尽管有心理准备，宁夏的落后还是远超出支援建设者的想象。1952年从中国医科大学毕业的陈树兰，先被分配到西安的一家医院，后听闻宁夏急缺医疗人员，她果断放弃了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来到银川。

　　“当时根本不像城市，比县城还小。”这是陈树兰对银川的最初印象。“除了两座古楼，都是低矮的土坯房。随便揭开一个破旧的门帘，里面可能是邮局或商店，且物资匮乏，很多东西都得从外地带。我穿一件普通的针织毛衣，也有很多人围着看。”陈树兰说，但她并不计较环境，哪里有病人就去哪里。

　　银川尚且如此，更多“支宁人”去往的是更为艰苦的固原、石嘴山等地，有些地方偏远，不通公路，还得换乘马车、驴车才能到达。

　　来自浙江嘉兴的梅曙光，年仅6岁时父亲因抗日牺牲，懵懂的他只知自己成了孤儿。“长大后，我才逐渐明白了父辈的家国情怀，那是一种‘义无反顾’的情感。”十几年后，梅曙光也做出了自己的抉择。1959年从北京林业学院毕业后，他来到了“进了林区却不见林子”的六盘山区。

　　艰苦奋斗：在荒滩上创奇迹

　　“支宁人”迅速充实到各行各业，凭着战天斗地的精神，排除万难，为宁夏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

　　民以食为本，可当时的银川平原，多是冬春白茫茫、夏秋水汪汪的盐碱滩。“种子挖出来尝一口，又咸又硬。”戈敢说。被称为“土壤癌症”的白僵土是最难改良的土地，曾被外国专家断言“改良这种土地不是我们这代人能办到的事”。

　　戈敢在内的科研人员没有退却，迎难而上。从1962年开始，戈敢与农业研究所的同事，先后赴河北唐山、辽宁盘锦考察。他们反复试验，大胆提出“挖沟排水”和“种稻洗盐”的方法，开启了三十年轰轰烈烈的盐碱地改良工作。参与改良的还有大量垦荒的支宁青年，他们或住在四处漏风的土坯房中，或挤在冬冷夏潮的地窨子里，烈日当空挥镰割麦，披星戴月蹚水背稻。

　　在支宁青年和各族群众不舍昼夜的努力下，寸草不生的盐碱地变成了稻菽浪涌的万顷良田，“银川”变成“米粮川”。

　　在火热的“三线建设”中，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无疑是典型代表。这家企业的前身是1965年从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迁建到宁夏石嘴山市的905厂，随之而来的还有大量科研人员。“一家企业拥有四五百名科研人员，这在当时的西北是非常难得的，更难得的是他们来自全国70多所高校。”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季麟回忆说。他于1970年分配到这里，在国外企业严格封锁相关技术的情况下，他和其他科技人员不断攻关，终于使钽铌铍材料加工达到世界级水平。

　　“科研人员执着认真，厂区绿化栽树都是用尺子量、用线拉，这正是科研攻关所必需的。”何季麟说，正是凭着对科研的热爱，艰苦奋斗，无悔奉献，才奠定了企业在钽铌铍加工方面的“国家队”地位。

　　陈树兰成为宁夏内科学奠基人，李范文成为神秘西夏文字的破解者，谢守栋为布鲁氏菌病防疫做出重要贡献……在宁夏，贡献突出的“支宁人”不胜枚举，更有大量“支宁人”不为名、不为利，为荒滩上创奇迹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艰苦奋斗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精神财富，也是我们的信念和动力。”谢守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