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对方，却一直没有遇见

　　2008年秋天，周国军请了年休假，只身一人前往丹寨。他坐了30多个小时的火车、2个小时的汽车、1个多小时的拖拉机，又步行2个多小时，先后看望了熊桂英和王成英。

　　然而这一次，他却没有见到余世英。

　　周国军：

　　贵州老乡说去麻鸟村的路很远，要五六个小时，还有部分路段塌方。出租车一听去麻鸟村都拒绝了。我就拨通余世英留给我的手机号，可对方说苗语我听不懂，他也听不懂我的话。

　　几天后，周国军不得不离开贵州。回到家后，他写了一封信并附上了三百块钱寄到麻鸟村，却石沉大海……

　　2009年秋天，周国军再次前往丹寨，仍旧无功而返。当他再次拨打那个手机号时，已经显示无法接通。周国军的心揪了起来。

　　2011年，周国军委托单位前往丹寨挂职的扶贫干部捎去三份助学金，并拜托他设法寻找余世英。

　　小小的希望还是落空了，他仍旧没等来他想要的结果。

　　十年间，周国军写了一封又一封信，托了一个又一个人，都遍寻无果。身边的人慢慢劝他放弃，但他听不进去，心里一直过不去这道坎。

　　周国军：

　　三个结对女孩，就像我的女儿。一个失去联系，总觉得心里不踏实。找，一定要找，一定要找到！

　　在“爸爸”寻女的同时，“女儿”也没有放弃，两人数次“擦肩而过”，却没能再次相遇。

　　2008年，从周国军家回到麻鸟村后，余世英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报平安。

　　“我借了邻居的座机打周伯伯的号码，却一直提示是空号，时间长了就不再拨了。”余世英红着眼说。

　　之后几年，是余世英最孤独的日子：爸爸在广东打工时不幸去世，哥哥也在外打工，家里只有她和妈妈相依为伴。

　　夜深人静时，她总会想起在周伯伯家度过的时光，更想念远方的周伯伯一家。

　　2011年，一笔500元的助学金意外地送到了她手上。

　　余世英：

　　读初二的时候，村长通知我去镇政府领钱。我看到字条上写着周伯伯的名字，可是这字条传到这里已经找不到周伯伯的联系方式了。

　　这之后不久，由于家庭负担太重，余世英听从母亲的劝说，初三毕业后就跟随哥哥外出打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