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日晚八点的香港养和医院正门，悄然聚集了一批扛着长枪短炮的媒体记者。养和医院是香港最顶尖的私立医院，很多名人如蔡元培、钟荣光、林燕妮、梅艳芳都在这里离开。这一次，记者们来这里是为了武侠小说宗师金庸先生，当天下午，94岁的金庸在养和医院病逝。

　　大侠逝去，两地民间反响截然不同

　　晚上21点，内地自媒体们的第一批热点文已经在网络发酵了。虽然第一时间发布消息的是香港媒体，但相比内地媒体，香港媒体报道的重点多是以回顾金庸先生的生平轶事为主。从消息得到确认的一刻起，内地舆论的丰度和烈度就远远超过香港：从金庸先生的名句到其丰富的人生，从小说里的人物形象到对众生的启示。正如其作品产生了巨大的衍生价值，30日晚上的内地舆论，似乎每一个话题都已绕不开金庸。

　　线下的香港，这个金庸一生大部分时间所处的城市，在同一时间却显得有点格外平静：旺角的街市上，记者身边市民闲聊的只言片语基本没有“金庸”二字。记者所乘出租车的司机在听说这个消息时，只是稍显惊讶：“是吗？我很喜欢看他小说拍的电影的。”然后就是一段时间的沉默。直到收音机里广播到这条新闻，他才又开口：“哦，(新闻)有了。”

　　《环球时报》记者刚赶到养和医院时，看到的是一副略显尴尬的景象：记者或在忙碌、或坐在椅子上发呆，院方已经明确表示当晚不会有任何消息发布;医院大厅的工作人员很警惕地盯着记者的一举一动，他们似乎不太理解为什么即使明知不会有消息，记者们还是不愿离开;而门口进进出出的病人和家属则不时回顾，一脸问号，他们大部分都还不知道金庸去世的消息。

　　30日晚上的养和医院，记者并未发现金庸书迷，而络绎不绝的粉丝前来悼念的画面，正是记者们留在医院的一大期待。“来都来了，活儿还得干。”摄像大哥已经开始架设灯光、调试机器，年轻的出镜记者在背串场词，一位年长的记者在旁边叮嘱：“注意表情，不许带笑!”

　　走访“金庸馆”：未见大批市民前来悼念

　　位于沙田的香港文化博物馆金庸馆于2016年开馆，金庸先生为其撰写的开馆前言也被媒体称为是“最后一次提笔”。31日上午，《环球时报》记者专程来到位于沙田的香港文化博物馆金庸馆追忆大师的武侠世界。

　　或许是工作日的原因，到这里来纪念大师的人不多，只有一家幼儿园和一所小学来参观，而据老师们讲，这是事先安排好的参观活动，小学的行程单里，甚至都没有参观金庸馆的安排。

　　博物馆入口处墙面和柱子上满是金庸武侠小说里的人物形象，小朋友们看着这些“怪人”，懵懵懂懂。一位胖胖的小学生首先向记者发问：

　　“你们从哪里来？”

　　“我们从北京来，北京你去过吗？”

　　“当然去过啊!”小胖子显得很得意：“我很喜欢。”

　　接下来，记者开始发起“进攻”：“你听说过金庸先生吗？”

　　“因为我去北京的时候还很小，所以我没听说过他。”

　　对于中学生来说，金庸的认知度明显更高，来自陈震夏中学的建壹认为，金庸先生的作品是值得代代相传的，今天来到“金庸馆”悼念的人不多，可能是因为大家都要上班上学，自己也是很偶然的机会，才能来这里纪念。在被问到他是否跟朋友聊过这个话题时，他说，自己的同学并没有很关注。

　　博物馆门口，马太太正在跟朋友练“杨氏太极拳”，她告诉记者，自己每天早上都会来。谈到金庸先生，她还是表现出了些许兴趣：“他的书我都看过!”话音刚落，马太太就又摆起了架势，她似乎并不在意自己的招式是否比墙上的大侠们更美观，她的注意力全在教拳的师父身上。

　　民众很“淡定”，反而是一批媒体记者的出现，让馆方手忙脚乱了一阵，工作人员一会儿录入名片信息、一会儿讲解相关事项：“我们刚跟查太太沟通过，她现在需要平静，过段时间，博物馆可能会有纪念活动。”记者了解到，11月12日至30日，“金庸馆”将设置弔唁册，供公众作最后致意。

　　金庸馆并不大，主要陈列着先生修订的手稿、一些个人用品以及影视作品的封面等，根据金庸先生小说改编的经典影视作品片段循环在馆内播放，一些参观民众在屏幕前驻足的时间明显更长，可见，电视还是金庸先生作品传播的最有力渠道。根据31日晚的媒体消息，稍晚时候，一些民众前来在墙上留下写有悼词的便签，但据观察，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简体字写就。

　　普通港人为何对金庸逝世“冷淡”？

　　“金庸先生的作品让上初中的我真正认识到中华文化的精深。”正在纪念品商店购物的市民高家齐先生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他昨天听到金庸先生去世的消息，难过了好一阵子。在被记者问到，是否感觉香港市民对金庸先生的认知度不够时，高先生说，他并不这么认为。“首先可能是工作日的原因，很多人在周末会来纪念先生。另外，你看，我买的这些书签，就是我身边的朋友让我帮带的。”

　　高先生的话是《环球时报》记者在采访中常常听到的，每个被采访的香港市民都并不否认自己对金庸先生的缅怀，但在内地舆论中常出现的“情怀”、“青春”之类的流露，在香港却并不多见。“我们香港人可能不太喜欢表现出来。”在离开香港文化博物馆的路上，出租车司机说。

　　对于香港人对金庸逝世表现“冷淡”的一个解释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当金庸的武侠小说刚刚进入内地时，这种天马行空又不失传统的作品对仍处于物资、精神食粮缺乏的内地人来说，绝对是一剂无可替代的良药。这种说法在特地从深圳赶来“金庸馆”纪念的朱先生口中得到了印证，他表示，自己从1980年代开始看第一本《书剑恩仇录》，正是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陪伴他度过青春岁月。

　　“而那时候，香港人的选择比内地人要多很多。”晚餐时，一位香港好友殷先生跟记者“交了底”。年过40的他有两个小孩，在九龙开了两家小卖店。“我的店铺租金每月18000，房租10000，还不算日常花销、小孩上学的费用，你觉得我会有时间来关心这些吗？”为了证明自己的话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殷先生带着记者走了几家街坊，得到的回答都很相似。

　　“我记得多年前张国荣离世，很多歌迷都聚集在医院悼念，但现在还没看到，可能过几天会有，也可能不会。”殷先生说，很多香港人越来越少谈“情怀”，读一本书到很晚的情况，已不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