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电话说了两句，

　　她立刻知道是谁了

　　7年的时间在袁爱萍身上也留下了痕迹。她有些发福，一年前离了婚，不久前，前夫去世，两儿一女和她一起生活。

　　接到罗良贵电话时，袁爱萍正在打工。电话那头的人刚开口说了两句，她便立刻知道是谁了。

　　“怎么会是白血病？严不严重啊？你们在哪里啊？”袁爱萍忍不住哭出声。周围的人关切地询问她，她没有回答。除了婆婆和去世的前夫，身边没有人知道她第四个孩子的存在。

　　从她打工的地方到住处骑电瓶车需要15分钟。她一直都在想那个只抱着睡了一晚的小生命。

　　17年前，32岁的袁爱萍嫁进了小自己8岁的丈夫家。打那后，她的10余年婚后生活就在“像盆底一样”的村里。婆家不希望她出去打工，她就安心每天做饭洗衣喂猪，拉扯3个孩子。丈夫在矿上做工，嗜酒嗜赌，拿回家的钱很少。她几乎每个月都向城里的父亲要钱。

　　生下小女儿时，袁爱萍已育有两儿一女。三个孩子像尾巴一样跟着她。去割猪草，她把1岁多的老三背在背上，另两个小娃在高处的石板路上等着，她一抬头就能看到。

　　家里实在困难，没有能力再养活一个，当年老三都“差点被人抱走”。

　　打从怀孕开始，她内心有些不想要这个孩子，家里拿不出打胎的钱，犹犹豫豫一直拖到临盆。婆婆提出生下来“抱出去”，丈夫和她同意了。

　　她了解到，想要领养孩子的罗良贵。“家庭条件还可以”“儿子在地震中遇难”“自己不会再生小孩了”……她觉得从哪方面来讲，罗家都会对孩子好，这是她唯一的要求。

　　袁爱萍对医生说，要领养人亲自来。她提到之前也有人提出想领养，想让中间人抱走，她坚决地拒绝了。“你想抱我女儿，我连人都没看到，怎么能放心？”

　　他们在民政部门办理了收养手续。

　　剖腹产生下小女儿后，袁爱萍便做了结扎。她让丈夫去买了一个碗、一副筷子、一个瓢，让罗良贵拿去。按当地的习俗，不管是认干亲还是过继孩子，都要随孩子带走这样的物件。

　　她没有喂孩子一口母乳，她担心自己喂奶后会更加舍不得。看到同屋的产妇喂奶，袁爱萍会一个人掉眼泪。“别人的孩子还在，我的没有了。”

　　出院后，3个孩子让她自顾不暇，对于小女儿的感情才慢慢淡去。

　　老三上一年级后，她开始打工补贴家用。她在工地上烧过饭，去厂里做过临时工。回家的路又窄又陡，她通常骑着电瓶车，到大路的尽头便把电动车存好蓄电，自己沿着石板路走回村里。

　　她一直没想过会再遇到这个小生命。

　　4

　　在病床旁聊了一会儿，

　　两个妈妈哭了起来

　　在杨净茹住院的病区，有很多“小光头”。他们中最小的不满1岁，最大的十来岁。

　　罗良贵是这群父母中年龄最大的。53岁的她，在女儿生病后，几乎一夜间白了头。她觉得每天都像是一场战争，一面筹钱，一面照顾女儿。

　　她和丈夫几乎没睡过完整的觉，特别是女儿发烧的时候，一晚都睡不了一个小时。有时，她会忽略一些具体的时间，只能用“很快”“没几天”来衡量。

　　罗良贵记得，袁爱萍“很快”就出现在了医院里。

　　两位母亲在医院对面的出租屋准备午饭。马宇平/摄

　　接到女儿养母电话后的那个周六，袁爱萍带着女儿和小儿子赶到重庆永川区的医院看望净茹。她告诉两个孩子，那是妈妈朋友的女儿，现在得了病，咱们要去帮帮人家。

　　她心里清楚，两孩子和净茹长得最像，需要的时候，就带她俩去做配型检测。

　　在袁爱萍心里的“小剧场”里，无数次上演过母女相遇的场景。比如见面时就会掉眼泪，或是紧紧抱抱这个小女儿。但是现实没有按照剧本上演。

　　拉着两个孩子走进病房那一刻，她发现“真的就像看到要帮助的陌生人一样”。

　　在病床旁聊了一会儿，袁爱萍和罗良贵哭了起来。

　　“姐姐，移植这个忙我肯定会帮，但是经济上我帮不上忙，我家也很穷。”提到钱，袁爱萍感到无力。

　　她和孩子们一直住在租来的房子里，房租是自己的老父亲交的。她靠每月2000元的打工收入维持一家4口的生活。

　　离开医院前，她给3个孩子拍了张合影，自己也单独和杨净茹拍了照。罗良贵让女儿喊她“袁妈妈”，并告诉她“要谢谢袁妈妈，因为袁妈妈的孩子要给她做配型。”

　　“袁妈妈”没有提到再去探望净茹的事。但是罗良贵清楚记得，第二次来的时候，她塞给净茹两百元钱。

　　10月6日，袁爱萍带着两个孩子做了配型检测。“一个1500（元），两个就要3000（元）。”袁爱萍没想到光测试配型就这么贵，“如果她俩不行，我和她哥哥再去做。”

　　造血干细胞移植需要在HLA(人类白细胞抗原)配型相合者之间进行，10个点全相合被称为高分辨配型，是最好的结果。据了解，兄弟姐妹间，HLA配型全相合的可能性为1/4，而非血缘关系人群中配型相合的可能性仅为几万分之一。

　　二女儿和净茹有5个点相合，小儿子晓峰10个点全相合。她觉得这和她的判断一样，因为4个孩子里，老三老四长得最像，眉眼几乎一样。

　　答应为净茹捐献骨髓后，袁爱萍不是没有过担心。晓峰的姑姑和奶奶一再阻拦，甚至在电话中恶语相向。她吼回去，“孩子是我生的，不用你们管！”

　　身边的朋友也劝她，有人因为捐了骨髓变成了傻子。她也偷偷地用搜索引擎查找各种信息。

　　在医院做配型检测那天，她问医生，医生肯定地告诉她，她讲的案例是因为捐献者患了脑膜炎，与捐献骨髓没有关系。

　　晓峰一直以为自己要捐献给“阿姨家的女儿”，他希望能成功。他们要等20天才能拿到是否可以为净茹进行骨髓移植的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