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还有人问，你儿子死了赔多少钱啊？”罗良贵掉了眼泪，“他们真的不理解一个做母亲的心，怎么能这样问啊！”

　　在医院。马宇平/摄

　　53岁的罗良贵经历了人生的两次大地震：一次是10年前的汶川大地震，儿子遇难了，一次是抱养的女儿眼下危在旦夕。

　　10年前，罗良贵的独子杨龙在都江堰读大二。5·12地震中，这个刚满20岁的小伙子被砸中头部，不幸去世。他成了这所学校唯一遇难的学生。

　　震后的罗良贵努力寻找活下去的希望，直到从邻镇抱回刚出生一天的婴儿。然而厄运再次降临，4个月前，7岁的养女被确诊为EB病毒相关噬血细胞综合征，这位母亲震后好不容易筑起来的心墙再次坍塌了。

　　她托人打听女儿生母一家的下落，希望给女儿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

　　49岁的袁爱萍接到了女儿养母的电话。她从没想过，两家人会在这样的情形下联系上。这个四处打工讨生活，独自拉扯着3个孩子的母亲一刻没有犹豫，她第一次坐飞机带着儿子飞越了大半个中国。

　　她们要救女儿的命。

　　1

　　“还有人问，你儿子死了赔多少钱啊？”

　　没有人知道那场地震在罗良贵心上留下了怎样的伤痕。

　　2008年5月12日，像往常一样，她和朋友们围坐在一家店门前，学勾拖鞋。忽然间，她一阵头晕目眩，对面商店的招牌左右摇动。“地震了，地震了！”有人喊。

　　她给儿子打电话，电话一直打不通。终于打通了学校电话，得知孩子被送去了医院，她急急地从抽屉里拿出家里仅有的300元钱往医院赶。

　　见到儿子时已是阴阳两隔。10天前是儿子20岁的生日，儿子撒娇地说要回家来过生日，被她拒绝了。因为从都江堰到重庆市大足区龙水镇的往返车票要近300元，为了省钱，她让儿子就近去姨婆家待几天。她错过了见儿子最后一面的机会。

　　这位母亲前半生的兜兜转转，都围绕着儿子。身上的刀疤是生儿子时留下的，因为伤口感染，她在医院里住了20多天。家里最大的一次开销是儿子上大学的第一年，2万多元的学费直到儿子报到时还没凑齐。

　　上世纪90年代下岗后，罗良贵卖过衣服、挂面，做过收银员。丈夫杨德才一直在外打零工，帮人开货车挣钱。夫妻俩攒钱，还债，还想着买套房子给儿子娶媳妇。

　　儿子走后，家中冷清，罗良贵每天以泪洗面。她把儿子的衣服洗了又叠，叠了又洗，偶尔穿到自己身上。

　　杨德才不再外出打工，儿子的去世带走了生活的奔头，他觉得做什么都没意义。夫妻俩很少出门，看到寒假归来的大学生，都会想到逝去的孩子。

　　“还有人问，你儿子死了赔多少钱啊？”罗良贵掉了眼泪，“他们真的不理解一个做母亲的心，怎么能这样问啊！”

　　罗良贵太想要一个孩子了，但老天没有特别照顾这个44岁的女人。

　　她渐渐接受了不能再生育的现实。她想领养一个女孩，一直在等待。

　　直到39岁的袁爱萍剖腹产生下了自己的最后一个孩子。

　　2

　　你们对她好就行了，

　　“我们永远都不要联系”

　　“我们不要联系，等孩子上了大学，我会把身世告诉她。”在医院的病房门口，罗良贵对袁爱萍说。

　　产后虚弱的袁爱萍在丈夫的搀扶下，摇着头拒绝了。她说，没有必要，只要你们对她好就行了，“我们永远都不要联系”。

　　没有留联系方式、家庭住址，罗良贵悄悄包了两个红包，大的给了袁爱萍。她听医生说这家人很穷，上一个孩子的生产费还一直欠着。另一个她想塞给助产的医生，被婉拒了。

　　抱着刚生下来一天的婴儿，罗良贵坐上了回程的公共汽车。两家同区不同镇，相隔十几公里。

　　这对夫妇拿着生辰八字，专门请人给女儿起了个“好名字”：杨净茹。

　　冷冰冰的家里突然又热乎了起来。罗良贵的姐妹都挤进了这套小两居帮忙，6个大人围绕着这个4斤6两的婴儿转。直到杨净茹满40天，大家才不舍地离开。

　　这个粉嘟嘟的女孩成了全家人的宝贝：婴儿床是姑姑送的，表姐花了1000元带她去拍周岁照，每到周末，姨妈们或会从市区赶来看她，或接她到家里小住。

　　只有回忆女儿成长时，顶着眼下两块淤青的罗良贵，眼里才有了些许光芒。

　　她清楚地记得，小家伙第一次说话是8个月大的时候，她指着奶瓶，说“奶，奶”；1岁零9个月的时候有了趟短暂的“幼儿园初体验”；上了学前班，她开始张罗帮妈妈洗碗，拍着胸脯说自己可以负责洗第二遍……

　　杨德才外出拉活打工，心里多了一份希望和牵挂。他对女儿几乎言听计从。杨净茹不满3岁时，她骄傲地告诉周围人，“我吃得住我爸爸”。

　　女儿的到来，似乎让家里停滞的钟表又走了起来。2015年，50岁的罗良贵办理了退休手续，每个月退休金2100多元，这让家里稍稍宽裕了些。罗良贵觉得苦日子终于到头了。

　　去年，杨净茹上了小学。她学了两个学期的民族舞，喜欢穿着裙子转圈圈，后来又迷上了拉丁舞。罗良贵也觉得拉丁舞跳起来“好看，有气质”，便又掏出1200元给女儿报了一学期的拉丁舞兴趣班。

　　如果一切正常，7岁半的杨净茹该坐在二年级的教室里。黑板上，老师的作业已经留到63页。然而7月的那场高烧，为她按下了暂停键。

　　8月初，医生初步诊断，“孩子得的可能是白血病。”

　　生活刚刚好转，这个家庭又遭遇了第二次大地震。医院里冰冷的长椅再一次接住了这位泪流不止的母亲。

　　“要给孩子治病。”夫妻俩一面筹钱，一面找朋友打听袁爱萍的联系方式。她猜想袁爱萍家里至少有两个孩子，她要请求袁家，救女儿一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