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振予家顶天立地的书柜是集报人的标配。

新华每日电讯国庆70周年号外。

马振予收藏的新华每日电讯国庆60周年号外。记者雷琨摄

　　他们来自天南地北，却有着共同的身份——“集报人”

　　报友间有一种共识，“集报不是为了挣钱。”跟报纸打了大半辈子的交道，马振予订过报、编过报、上过报、买过报、找报友换过报，就是从来没有卖过一张藏报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0年新年贺词中提到“北京香山革命纪念地”，让身在江苏高邮的朱军华激动不已。

　　去年9月12日，习近平在北京香山革命纪念地参观《为新中国奠基——中共中央在北京香山》主题展。在当晚的《新闻联播》里，一份1949年4月25日出版的记录“南京解放”的《进步日报》，得到了长达数秒的特写。

　　这是朱军华永生难忘的“高光时刻”。此前，他给北京香山革命纪念地提供了两份藏品——除了《进步日报》，还有1949年2月2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北平版创刊号。

　　岁末年初，朱军华正忙着总结去年自己参与、组织的展览和活动。在他的“年度总结”里，这两份报纸无疑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报纸”和“展览”也是浙江南浔人潘建中的“2019年度关键词”。

　　去年国庆前夕，“奋斗的足迹 光辉的历程——新中国七十年辉煌成就报纸精品展”在南浔举办。展出的230份报纸“号外”，记录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各个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它们是潘建中花了近3个月时间，从自己3万多份藏报中精挑细选出来的“国庆贺礼”。

　　2019年，对老北京马振予而言是名副其实的收获之年。他收到了很多“热气腾腾”的号外——人民海军成立70周年、大兴机场投运、新中国成立70周年阅兵。

　　朱军华、潘建中、马振予……他们来自天南地北，却有着共同的身份——“集报人”。

　　一辈子结缘报纸

　　马振予家住在北京站附近的一条胡同里，几间小平房不算宽绰，老马还是挤出了一间专用的藏报室。10平方米的小屋被塞得满满当当：一面墙并排立着齐房顶高的报柜，装报纸的大号文件夹层层叠叠地摆在上面，每一本都被撑得鼓鼓囊囊；还有一些没来得及入册的报纸，对折着码成摞、堆成垛，像潮水一样从柜子里涌到房间各处。

　　另一面墙上，新书老书加上老马自己写的书，在书架上垒起一座小山。书桌被埋在书报堆里，形似一张小小的“舢板”，载着主人泛舟“报海”，淘漉真知。

　　老马喜欢以报会友。采访当天，记者刚踏进集报室的门，他就把标有国庆主题的集报册抱出来放在一张小凳上，按照插在第一页的手写目录快速往后翻，“啪”的一声，他的手停在一张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号外上。“喏，《新华每日电讯》10年前的国庆号外，你们手头都不一定有了吧？！”

　　老马上初中时，每个班每天只能拿到一份报纸，由班干部贴在教室后面的墙上。“我那时是学习委员，每天就管这报纸。”回首与报结缘的起点，82岁的老马眼睛亮起来，好像变回了当年求知若渴的“小马”。

　　“我看报上内容特别丰富，国内外的大事小情、副刊登的诗歌散文都挺好，就舍不得当废纸扔了。”早早懂得敬惜字纸的小马，开始把每期换下的旧报珍藏起来。到今天，这条集报之路已经走了近70年。

　　与众多老北京一样，老马也是《北京晚报》的“铁粉”。即使上世纪50年代末他响应国家号召支援大西北，也会让当时的女友、如今的老伴儿李蔚芝给他寄“北晚”。

　　马振予觉得自己人生中的每一个转折点都和报纸有关。

　　“文革”中，就因为爱看报，他被打成“三家村的黑走卒”，下放到陕西蔡家坡一家造纸厂接受劳动改造。在造纸厂，他参考之前从报纸上看来的材料搞技术革新，受到表彰。得益于此，1974年，马振予回到北京和妻儿团聚。

　　1979年，他又调入北京市计算机工业学校做老师，老马觉得这也是报纸的功劳。“我就是一个学化工的中专生，谈不上是知识分子，能到中专去教书，主要是因为我平时读书看报，知识积淀比较厚。”

　　从报纸中尝到了甜头，老马立刻把“文革”时因读报受的苦都抛诸脑后。改革开放春风吹来，媒体发展掀起高潮，马振予兴致勃勃地把“撂荒”多年的集报事业捡了回来。他订报、买报，也利用业余时间四处搜寻各种珍贵的号外甚至是发行范围很小的行业报，乐在其中。

　　自行车是他集报路上的汗血宝马。“当老师不用坐班，听说哪家出了好报纸，下了课我就去找。买不着？蹬上车我就奔报社！”

　　老马的“黄金时代”

　　马振予把刚退休的那些年，看作自己集报生涯的“黄金时代”。

　　“那时候60来岁，腿脚、精力各方面还都很好。”为了跑报社、买报纸，他能从东二环一路蹬车到西五环，“汗血宝马”前前后后换过四辆，大小伙子也没他的劲头足。

　　“黄金时代”开篇，老马的集报事业取得了两大突破：一是不再见什么买什么，而是有了明确的收藏重点——这在报友圈里叫“专题”。老马主攻的是聚焦国内外重大事件的号外专题。

　　2000年以来，中国的喜事多、大事多，各地报刊印发的号外也跟着多了起来。老马像个运筹帷幄的老将，给全家人明确分工，一遇大事发生，就迅速按“作战计划”行动。“一般是俩闺女、女婿去西单、王府井，老伴儿蹲守北京站，我骑车直奔天安门。”可能的分发点一个也不能落下，能拿到的号外一份也不能错过——每次等这一大家子人拿着各自的“战利品”陆续回到大本营，基本上已经入夜了。但老马还会连夜给外地的报友打电话，互通有无，商量交换号外的事。实在换不到的，就去“磨”报社。

　　最让老马难忘的，是一份得来不易的“国足出线”号外。

　　2001年10月7日，中国男足在沈阳五里河体育场第一次冲进世界杯决赛，举国欢腾。据老马统计，当时全国大约有二十多家报社印发号外。《中国足球报》《沈阳晚报》《北京晨报》……老马很快就把专业媒体、当地媒体和北京媒体的号外攒齐了。

　　后来，他从报友那儿得知，吉林长春《新文化报》也出了一份“梦圆今夜”号外，版面漂亮，但印数很少，很快就派发完了，几个长春报友都没拿到。

　　这颗“遗珠”，让老马意难平。那些日子，他得空就给《新文化报》社打电话，发行部、编辑部、资料室、总编室……一个个部门打过去，得到的回答都是号外已全部发出，没有留存。他的执着感动了报社员工，大家都在帮他回忆号外的去向。

　　终于，有工作人员想起，曾给当地主管新闻出版的领导送过一份。得到线索，老马来了精神，他几次三番打给报社社长，“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光电话费就“花多了去了”。

　　最终，老马收到了一封挂号信，信封里不仅装着那张从领导手里要来的号外，还有一份10月8日当天的报纸。老马小心翼翼地把这份号外收进藏报册，即便后来有人出价3000元，他也不肯卖，“我留着以后捐给博物馆呢！”

　　家里的藏品渐渐成了规模，结识的报友也越来越多，老马骑着他的汗血宝马，忙活起另一件大事来。

　　“报友们得有个组织啊！”他联系上罗同松和王永山——两位在报社工作的老报友，三个人一起跑前跑后，终于在2003年找到中国报业协会当挂靠单位，成立了中国报业协会集报分会。

　　有了自己的组织，全国报友应者如云。“60后”报友范光永就住在潘家园旧货市场边上，自然而然地爱上了老报纸收藏。他也是集报分会的第一批骨干会员，分会成立之初，老马拉着他义务为报友服务，他负责收取会费，老马负责邮寄会刊。两人一个天天跑传达室取汇款单，一个拉着老伴写了无数信封，两家的街坊看他们这么忙活，见了面就打听，这是做什么买卖呢？

　　2004年集报分会首届理事会召开，各地的会员来了不少，老马一拨拨地领着报友们去北京站附近的旅馆订房间。邻居们望着老马家进进出出的人，满脸狐疑，“您这到底是做生意，还是搞传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