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侯仁之与妻子张玮瑛在剑桥大学与达比教授夫妇合影。

    辛亥革命的硝烟未尽之时，在燕赵大地的枣强县，侯仁之降临世间。今年霜降的前一日，他在北京驾鹤西去。102年人生，他跨越世纪，经历中国的大变革时期，走过起伏跌宕的爱国人生路；他就读于美国创办的教会大学，游学英伦，回国任教，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砥砺同行；他钟情于历史地理，学贯中西，文理通融，成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送别这位百岁学人，看到的是，中国一代知识分子远去的精彩人生。

   与国同行 一手握笔一手执剑

    一个学者的成长，总是打上时代的印记。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侯仁之在通州潞河中学度过了中学的最后一年。毕业前夕，父亲想让他学医，受顾颉刚《敬告今日青年》一文的影响，侯仁之想回原籍教小学，到群众中去宣传抗日。此时，校长陈昌佑建议他：到燕京大学接受顾颉刚的熏陶。弟弟侯硕之也说：“学医可以为人治病，学历史可以为社会治病。”这样，侯仁之选择了燕京大学，1932年开始学习历史专业，后来留校成为顾颉刚的研究生。“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顾颉刚南下，侯仁之转为洪业的研究生。

    在燕京大学，侯仁之接受了严格的学术训练，也踏上了终生从事的研究之路，更重要的是，在这里他接受的精神上的指引。他说，顾颉刚、洪业的教导，明清之际的几位古代地理学家如徐霞客、顾炎武和陈潢等，都给他带来了心灵震撼。他很尊崇顾炎武，认为“顾炎武是一手握笔一手执剑的人”。

    侯仁之说，顾炎武终生都在战斗。当日军逼近北平的时候，侯仁之刚刚出版了自己的硕士论文《续〈天下郡国利病书〉山东之部》。《天下郡国利病书》是顾炎武的著作。听到日军的铁蹄声，侯仁之用他拿笔的手，也抄起了剑。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宪兵队进驻西苑，燕京大学组织了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美籍教授夏仁德做主席，侯仁之做副主席。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组织把学生送到抗日根据地或大后方去。他们送出的燕大学生中，在新中国成立后有的做了北京市副市长，有的做了驻联合国代表。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被日军占领，20余名师生被捕，侯仁之是教师中最年轻的一位。他们被押往日本宪兵队总部，关在北大红楼的地下室。侯仁之记得，阴森森的地下室，透过窗户栏杆照进来些许日光，上面不时传来日本宪兵来回的走动声。次年6月，军事法庭判侯仁之徒刑一年，缓刑三年。罪名是：“以心传心，抗日反日”。

    出狱后，为了不让保人受到连累，侯仁之留在了京津地区。导师洪业教授告诉他，拿起笔，做学问。他做学问也不得安宁，日本人时时来监视，经常有穿便衣或穿西装的日本人上门来盘问。汉奸也来拉拢，邀他到敌伪的研究机构供职。后来，侯仁之找到了一个地方——天津工商学院，那是法国天主教的大学。侯仁之以新工作做挡箭牌，做起了研究。这期间，他写完了《北京金水河考》和《天津聚落的起源》。

    抗战胜利后，侯仁之回到了燕京大学。1946年，他被派往利物浦大学留学。英国三年学业结束时，新中国要成立了。侯仁之异常兴奋，他是留英中国学生会副主席，忙着动员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在新华社驻香港机构的安排下，侯仁之回到了北京，时间是1949年9月29日。两天后，他和夏仁德教授一起去天安门广场参加了开国大典的庆典游行。当晚，学校安排他在燕京大学贝公楼礼堂给全校学生做报告，讲述他当天的感受。“一个大灯照着我，气氛很热烈，永远难忘啊。”侯仁之说。

    新中国成立后，轰轰烈烈的建设高潮鼓舞着侯仁之，他思考着自己的学科如何为新中国建设服务。50年代，他参加了梁思成的北京市规划小组，60年代，他参加了六省区治沙会议后，把研究伸向了沙漠。

    其间，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燕京大学部分学科并入北京大学，北京大学迁到燕园，侯仁之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教务长兼地质地理系主任。

    正当侯仁之的学术一片坦途的时候，“文革”开始了。批判“三家村”时，侯仁之被卷了进去。因为吴晗曾经编过一套历史小丛书，侯仁之撰写了丛书中的一本传记——《徐霞客》。侯仁之后来谈起这段往事，依然会高声笑谈，似乎对那场闹剧没有了怨恨。可是，季羡林的生动记录，今天读来，依然让人不寒而栗：

    新北大公社的广播经常鬼哭神嚎地喊出周一良、侯仁之、季羡林的名字，连成了一串，仿佛我们是三位一体似的。有一次，忘记了是批斗什么人，我们三个都是“陪斗”。我们被赶进了原大饭厅台下的一间小屋里，像达摩老祖一样，面壁而立。我忽然听到几声巴掌打脸或脊梁的声音，清脆“悦”耳，是从周一良和侯仁之身上传过来的。我想，下面该轮到我了。我肃穆恭候，然而巴掌竟没有打过来，我顿时颇有“失望”之感。忽听台上一声狮子吼：“把侯仁之、周一良、季羡林押上来！”我们就被两个壮汉反剪双臂押上台去，口号声震天动地。

    最后，侯仁之背负“三家村干将”的罪名，被下放到江西鄱阳湖畔的鲤鱼洲。鲤鱼洲的五七干校，在“文革”期间耗去了大批北大人的学术青春。

    自1969年夏天开始，58岁的侯仁之接受了两年的劳动改造。在鲤鱼洲，筑堤抗洪，挑砖头、背水泥盖房子，插秧、育秧，打场、割稻子，他样样都干。

    对待往事，侯仁之是豁达的。他后来说，被迫到鄱阳湖劳动并不一定是坏事，艰苦的生活使他的身心更加坚强了。去鲤鱼洲时，侯仁之带了个扁担过去，返京的时候，他又带回来了。他打趣地说：“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那个年代，纵有妙手，还要期待著文章的机会。1972年，全国恢复了部分学科如文物考古等专业的学术研究，侯仁之又迎来了一个学术的春天。他应邀展开了对邯郸、承德、淄博等城市的历史地理考察和写作。1978年科学大会后，他重返西北沙区考察。1980年，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

    回忆起这段时光，侯仁之说：“80年代，真是我学术生涯的大好时期，历史地理专业开始发展成长，后学渐长，又多次赴国外交流讲学，同时开始对比研究中外城市的历史地理……”他的快慰之情溢于言表，学问终于又有了用武之地。从此，他老当益壮，耕耘不辍，80多岁时还坐火车远行作学术考察，95岁时还在每天写作，乐观豁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