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致用 城市规划时从不“客随主变”

    侯仁之对明代大地理学家徐霞客推崇备至。他敬慕徐霞客把一生的全部精力放在自然探索上，从而为自然地理学开辟出一个新方向的这份痴情。也许，他更羡慕徐霞客那种天地任我驰骋的侠气。千古文人侠客梦，更何况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人，大自然就是他的工作室。

    北京大学教授于希贤说：“侯先生是学历史出身的，但他的眼光一直是看向窗外的，告诉我们要到自然当中去，念活书。念活书要经世致用。念书就是要为了国家的富强，在经济建设时期就要为经济建设服务，而不是个人写几本书扬名。”

    20世纪60年代，侯仁之把目光投向了沙漠。这缘起于1958年的那次会议。

    1958年10月，侯仁之作为北大地质地理系的系主任，参加了在呼和浩特召开的内蒙古、宁夏、陕西、甘肃、青海和新疆六省区治理沙漠规划会议。会后，他犹豫了，自己要不要直接参加这项工作？毕竟在沙漠中进行历史地理学的考察，在中国前无古人，他也没有经验。但最后他还是接受了这一全新的挑战。

    从1960年开始，侯仁之利用假期，带领北大地质地理系的部分师生进入西北半干旱地区，对宁夏盐池、灵武一带的沙漠化和土壤侵蚀状况进行调查。沙漠考察是艰苦和危险的。风沙、迷路，甚至会遭遇车祸。

    初进沙漠地区，侯仁之就忘我地工作。中科院研究员、当年的北大地质地理系三年级学生李宝田回忆说：“学生的任务是定点的，定点后，划片完成工作。每次都是侯先生只身进入河东沙漠选点。那里沟壑纵横，从表面放眼看，一片平坦，而下面却沟壁陡峭，纵横相连，经常迷路。一次，侯先生考察时进到一个沟里，可是怎么也找不到可以爬上来的地方。夜晚来临了，他终于看见了远处的一丝灯光，奔过去，才走出沟，要不然，奔波了一天的侯先生恐怕无处可住了。”

    一个多月的考察转眼即逝，在去银川赶火车返京的途中，侯仁之险些遭遇车祸。车在黑夜中行驶时，栽进了沟里，侯仁之坐在前排，被撞休克了，半天才清醒过来，事后发现插在上衣口袋里的两支钢笔，全折了。

    侯仁之回忆这次考察时，深有感触地说，这是他学术生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终于走出了安适的小书房，开始进入了荒无人烟的沙漠”。这一个多月不同寻常，侯仁之发现了大量历史时期人类活动遗迹，他触目惊心于自然环境的变化，同时，他也开辟了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回来后，他写出了专题研究论文——《从人类活动的遗迹探索河东沙区的变迁》。

    1962年底，侯仁之在国务院农林办公室的直接领导下，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十年考察计划：从1963年到1972年，完成从内蒙古西部经河西走廊，一直到新疆南部的沙漠考察。但是计划后来被“文革”无情地中断了。

    1963年时，侯仁之来到了乌兰布和沙漠，为包钢建设相关的配套基地做论证研究。

    在乌兰布和沙漠北部，侯仁之带领大家发现了三个古城，经考证是汉代的临戎、三封、窳浑。这里曾是屯边抵抗匈奴的汉代垦区，汉武帝时大量中原居民迁居于此。抚古思今，侯仁之感慨万千，带着一种复杂的心情投入到细致的研究之中。后来，他与北大考古系俞伟超合写了《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汉代垦区》《乌兰布和沙漠的考古发现和地理环境的变迁》两篇文章，引起了学术界震动和当地政府的重视。

    1964年8月，侯仁之又和有关人员一道，来到了鄂尔多斯的毛乌素沙漠，考察了沙漠东南隅红柳河畔的两座古城废墟——统万城和城川城。

    侯仁之环绕城墙，徘徊在旧河滩，在史籍和旧迹中寻找答案，凡是文献所及，他必加引证。他对沙漠的起源、流沙的移动、古湖泊的消失仔细探寻，还借助碳14测定，进行孢粉分析。此时，他已经站在了沙漠历史地理考古的前沿。不久，他发表了《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等有关当地历史时期环境变迁的学术论文，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沙漠历史地理”的开创，可以说是侯仁之试图把有浓厚的沿革地理传统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引向科学的历史地理方向的一次努力。在侯仁之的带领下，西北地区历史环境变迁研究工作蓬勃开展起来，北大也建立了“沙漠历史地理”研究方向。侯仁之的这些研究也为营造三北防护林带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文革”让侯仁之中断了沙漠研究，“文革”后期，有了行动的自由，侯仁之又走出了京城，把他的“城市历史地理”理论应用到百废待兴的城市建设之中。

    1974年到邯郸，1975年到承德，1976到淄博，侯仁之三年间应三地政府之邀考察、研究了三个城市，撰写了论文和研究报告，为地方的城市规划提供决策依据。1978年，他又到了芜湖市参加城市规划工作。

    生活中的侯仁之奉行谦和之风，但在城市规划时，虽是请来的客人，但他却从不“客随主变”，在是非问题上从不退让。

    城市规划重要的是首先给一个城市确定性质。承德是历史文化名城，但20世纪70年代还没认定历史文化城市。在做规划时，侯仁之坚持把承德定为社会主义风景旅游城市，但承德市领导不同意。那个年代是不搞旅游的，认为搞工业城市才对。当时的国家建委却赞成侯仁之的意见。“当时在文化革命的气氛下，能从历史文化和当地客观条件出发，来定这个性质是不容易的，侯先生还是坚持真理的，坚持科学的。”当时一起去的谢凝高教授后来说。

    在芜湖，侯仁之也遇到了同样的麻烦。这次侯仁之是安徽省委书记万里请去的。芜湖是沿江城市，芜湖市旁边有三座小丘陵，小丘陵有不少历史文化遗存。当时的铁路规划是要将小山丘铲平，把一个大的江南编组站放在这里。侯仁之建议把这个编组站沿长江往下游挪位置，这样，既保护了历史，又有利芜湖的发展，也给城市留下了园林绿地、城郊风景区。但是铁路部门规划得早，如果要挪，除了科学的论证，还有繁琐的手续。侯仁之坚持主张向下游移，经过几次讨论，一直上报到国家建委，经建委和铁道部协商，加上万里同志的支持，方案最后通过了。后来芜湖的发展证明，侯仁之是对的。

    侯仁之认为：“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在城市地理的研究上，对一个城市的起源、城址的演变、城市职能及城市面貌的形成和发展，都应该看作是研究范围内的事。”侯仁之拓展了历史地理的研究领域，并把它用于指导城市规划和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