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选择的道路，儿女亲友们有不同的看法，那是自然的。老伴，你没为儿女做什么，但你所致力的事业是为大家的儿女造福，自己的儿孙也在其中了。你离去后，我又耽误了5年，此生还能有几个5年呢？我要把生命最后的几年留给老年事业。老伴，你同意我的选择吗？”

　　1986年3月，“将军级农民”、龚全珍的至爱甘祖昌，在井冈山下的莲花县，永远闭上了眼睛。5年后，1991年10月4日，龚全珍写下了上面这段话。

　　她喜欢写日记，喜欢用笔、用心，穿越时空与甘祖昌对话。

　　他走了以后，她有过不适应。她常常回忆过去。他大她18岁。她在烟台市街上玩耍时，他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她读小学时，他在长征；她读中学时，他已是陕北根据地的后勤“管家”。他们隔天隔地，谁也不曾想到，事隔多年，1953年的那个春天，他们会走到一起。

　　她把这一切，归功于自己的选择。她先是选择了读书。家中11个兄弟姊妹，父母重男轻女，姐姐小学刚毕业，母亲就捋下手上的两枚戒指，一枚给她姐，一枚给她，暗示她们早日出嫁。她说：“我不要戒指，我要读书。”她瞒着父母考上了中学。但读了几年书，她又选择了退学。不是成绩不好，她很聪明，非常刻苦，是受不了日寇的管制。有一次，她的日语得了0分。做邮局职员的父亲问她：“这个0是怎么回事？”她笑了，笑得理直气壮：“我故意交白卷，因为我不想当汉奸走狗，不愿学日语！”有一天，学校组织师生参加一个日本人的大会。校长指定她发言，她说：“我不！”她怪三哥参加八路军去打鬼子时，不带她一起走。会后这一晚，她失眠了，天亮时她铁了心：这个书不念了！

　　她选择了西行的路。这是一条一边寻找三哥，一边到大后方求学的路。她没有跟母亲打一声招呼，就坐上了列车。这一年，她19岁。

　　这条路上有危机，有饥饿，但有收容沦陷区青年的学校，学校里有抗日歌声。她先到济南，到安徽宿县，再到阜阳，在阜阳国立二十二中读上了书。学校组织抗日话剧团，她演男角。但好景不长，学校出了事。她从学校逃离，流亡到河南叶县、淅川。淅川国立一中有个校医，大家都叫他韩大夫。他讲人体构造，讲传染病。她成了韩大夫的得力助手。多年以后，她来到莲花县乡下当教师时，韩大夫教的护理知识，让她派上了用场。

　　这条路走到后来，她看到了希望。从淅川到陕西城固，虽然没有找到三哥，却在求学路上认识了共产党。她考上了西北大学，选择了教育系。她喜欢当教师。大学毕业，她可以留在大城市工作，但她参了军，加入了共产党。当新疆向她招手时，她坐上了进疆的卡车。这一程的终点，是乌鲁木齐。

　　她没曾想，理想的追求，道路的选择，使她在向一个人靠近。有一天，子弟学校校长把她带到一个男人面前。这时她才知道，他是赫赫有名的军区后勤部长。

　　“我今年48岁，受过3次伤，身体不好，校长告诉过你吧？”他开门见山。她喜欢坦率。她想：“我不嫌你大。”他是大部长，话多；她是普通老师，话少。但他每句话都撞击着她的心扉。他说：“我的学习嘛，也是乱弹琴，闲下来就学一点儿，忙起来就丢了。我们要坚定地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我们工作生活的指南，离开了它就行不通……你有意见吗？”她摇头。后来她在回忆录里这样倾诉：“说实话，这一次坦诚的谈话，震撼了我的灵魂，使我决心不要任何条件为他服务终生。”

　　她说话算数。她选择的，不是他的身体，不是他的年龄，不是他的穷苦出身，更不是他的地位，而是他的信仰，他的伤痕，他的真诚。

　　1957年，他对她说：“今年夏天我们准备回江西老家了。”

　　这是非同寻常的选择。早在三年前，他就萌生了解甲归田的念头。她还为他抄写过辞职书：“我经常发病，不能再担任领导工作了，但我的手和脚还是好的，我请求组织上批准，我回农村当农民，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