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儿子，老三啊，4岁时，平吉堡小学老师说，他比当地6岁的孩子要懂事，可以上学了。“文化革命”吗，平吉堡乱，我就送他回建德奶奶家读小学。1973年我回家探亲，哎呀，儿子瘦得皮包骨哦。为啥？初中离家远，奶奶还在烧早饭，他来不及吃就赶路了。中午在校蒸饭，也没啥菜。13岁，长身体啊。我说平吉堡的生活还可以了，大女儿、大儿子我都接回去。

　　（张秀云：我大儿子的钢笔字、毛笔字写得好哦，有一天出门，我看他捡香烟壳，问他为啥？他说练字用。我说没香烟壳怎么办？他说用木炭啊。当地人都说，平吉堡的孩子，就老叶家的儿女懂道理。

　　我家对儿女很严的，苹果树下，不能东张西望；西瓜地里，不能蹲下去停留。大儿子和同学去银川玩，他爸只给两块钱，儿子就组织同学给人搓苞米挣钱。从银川回来，还给家买了点芹菜。我说喔唷，孩子，你有多少钱啊。他说中午只吃了几分钱的馍。）

　　大儿子16岁，中学毕业，在队里开拖拉机。都说我儿子开得好，人家开拖拉机平地，一愣一愣的，他平的地都没楞。我看他人瘦，小胳膊小腿在上面把了方向盘，总不放心，就托人把儿子调到学校。

　　我儿子一边教书，一边学习，1978年参加高考，没考上。有一天，我儿子说，爸爸，有个银川下放的教授，英语相当好，我想跟他学。那天晚上，我就叫儿子包了点鸡蛋，黑灯瞎火的嘛，我说你顺了这路走，到他家，爸爸跟他说过了。就这么，1979年，我儿子考上大学了。

　　在平吉堡，都说老叶家苦，没想到我的儿女是个个出息！

　　儿子毕业后在银川教书，我们回建德的第二年，他来信说找好对象了，是医学院毕业的，在银川当医生，给你们看看照片。我说老伴，媳妇怎么样？她说好啊。我说你说好就完了？那就寄1000块钱去吧。

　　我们回浙江时带了5000块钱，其中2000块是平吉堡的离休住房补贴。到寿昌，租房子、添家什，还剩1000多块。当时我的退休金88块5，老伴40多块。

　　我儿媳真的好啊，小两口来信说：爸爸妈妈，这钱你们是怎么省下的？是不是借的？说要把钱退回来。我赶紧写信：你们结婚，我们才拿出1000块，再退回来，我们“倒霉”（难为情）的。儿子后来还是把钱用在弟弟身上了。

　　他弟弟，就是老四，1985年我们回浙江，小儿子还在银川读书。当时我说，小的就由大的照顾吧，以后看机会再说。

　　1996年，大儿子两口子到寿昌过年，说爸爸，我调到杭州了！我说咦，怎么事先我们不知道啊？后来才听说，大儿子早几个月就到了杭州，租农民房，天天夹了简历和荣誉证书出门，问杭州哪所中学好。有一天到了学军中学，校领导说我们不缺老师。大儿子说，我义务上几天课，高一讲几节，高二讲几节，高三讲几节。讲得不好，我马上走。那好吧。

　　先给高一上课，再给高二、高三讲，校长、老师坐后面听。我儿子讲完，喔唷，学生都说好！校长当时就说，我们要你，这几天的讲课，也给你算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