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堪人言，十年三迁，这是苏州女子周颂英的处境。遵照父母愿望，在老人身故后将父母遗体捐献，让她在亲友邻居中成了异类。局面难以改变，她选择回应指责的方式是躲。她希望借助一次又一次的搬家，让人言平息。

　　观念冲突，给周颂英的生活酿出了苦酒。事件背后，折射出中国遗体捐献的最大困境。

　　京华时报记者王梅发自苏州

　　捐遗

　　一切都起源于14年前，父亲关于自己身后事的一声嘱咐。

　　12月9日，周颂英带着女儿搬入苏州吴中区一处新居，这是她6年来第3次搬家。每一次搬家，都是为了逃离。

　　一切起源于14年前的一句话。

　　“等我们都走了，你就把我们的遗体都捐掉吧。”2000年前后，在一天晚饭餐桌上，父亲周昭德突然吩咐起自己的后事，周颂英回忆起当时情景，说自己并没有太大的惊诧：父母当干部一辈子接触了很多人，见多识广，思想比较开明。“他们年轻时为祖国建设打江山，想死后也把自己奉献给社会，奉献给医学。他们觉得死后怎么处理遗体都一样。”

　　当时父亲周昭德和母亲许熙卿已年近耄耋，两个老人经常在探讨身后事。周颂英是二老的独女，这份嘱咐只有她一人执行。

　　虽然答应了父亲，但对捐遗具体怎么执行，周颂英并不了解。她开始上网查资料，并向周围人打听捐遗渠道。

　　2002年初，周颂英辗转来到苏州医学院(现为苏州大学医学院)，从门口保安问到了医院办公室，最后才找到了解剖研究室的教授陈尔齐。

　　咨询完捐遗事宜后，周颂英捎走了两份捐遗志愿书——两张填写项目简单的A4纸。

　　简单的几栏字，周昭德和许熙卿详细看了一遍后，签上了各自的名字。

　　2006年，87岁的周昭德身体出现问题，住院治疗时，不常走动的亲戚赶来探望，他告知了亲戚其捐遗意愿。周家的亲戚洪圣浩说，在场的亲戚无人同意。“我们老百姓，思想都比较保守，这方面不能接受。”但当时亲戚们不以为意，“以为他就是说说。”

　　当年4月24日傍晚，周昭德去世。

　　当晚殡仪馆已经下班，遗体接送要等到第二天。在父亲的病床边坐了一整晚后，周颂英为父亲擦洗身体，并按照当地风俗给父亲穿衣：她把父亲要穿走的衣服先穿在自己身上，再脱下来一件件穿在父亲身上。“这本来是儿子做的事情，我们家没有儿子，只能我来做”。

　　在父亲的遗体被抬上车之前，周颂英拥抱了父亲，病痛让父亲身体消瘦，“抱着他感觉单薄了很多。”

　　在老伴、女儿和外孙女这几位至亲的注视下，周昭德被送走。

　　风波

　　父亲的遗体成功捐献后，亲朋的反对从劝阻变成了激烈的言语冲突。

　　麻烦也接踵而至。从医院回到盘门路附近的家中，闻讯赶来奔丧的亲戚开始和周颂英争吵。邻居陶东明记得，当时知道周颂英有捐遗的想法后，周围的几个朋友曾坐到一起劝她，“为什么要捐掉呢？不值当的。”

　　陶东明称，当时盘门路沿河一带都是苏州老房子，有几十家住户，周围几户人家最先开始知道这事，“当时邻居都不理解，老人都反对。我们作为邻居和朋友，听到老人这么说，只能是去劝劝她。”

　　周昭德的遗体成捐之后，反对从劝阻变成了激烈的言语冲突。

　　陶东明回忆，当时周家来了一群亲戚，“父母双方的亲戚都有，大家都在责问她(周颂英)，说她不孝。”之后责问变成吵架，陶东明和周围几个邻居进去劝架，“其中有一个40多岁、周颂英叫姐姐的亲戚骂得最狠，说话比较重，我们就把她拉出来劝，两方面地劝。”但陶东明发现，劝说并不管用，亲戚都特别反对捐遗，而周颂英则坚持要这么做，劝说无功作罢。

　　陶东明记得，这样的吵架接连发生了好几次，双方闹得场面十分尴尬。

　　争吵将消息很快扩散。陶东明说，清楚实际情况的人不多，其他更多的人基于道听途说的信息，开始对周颂英指指点点，“以前老房子和现在的楼房不同，大家出门就能碰到，老人在门口坐在一起，有点事就聊。”

　　亲朋如此大的反应，让周颂英和母亲始料未及，“我们家觉得这就是种奉献而已，不理解有可能，但是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回响？”周颂英说，她开始完全想不通，“他们认为老人入土为安是每个子女要尽的孝义，把遗体捐献给医学去解剖，俗话说就是‘千刀万剐’。”周颂英认为，每个人的观念想法不一样，“多去解释也没必要，你不舒服，人家也不舒服。多说无益。”

　　后来周颂英想通了些：老人聊天总要找个话题，或许这个话题对他们来说比较敏感。“他们要说就说吧，我为人处事的原则是：惹不起，我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