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垃圾活儿”的球员

　　大学时，酷爱外国文学的戴大洪最大的嗜好就是买书，并且把这一爱好坚持了30多年。在俱乐部带队打比赛时，每到一个城市，他都要在当地书店寻觅好书，那时队员们对他这种“买输”行为很有意见。

　　戴大洪家里有一间书房，除了四壁书柜里满满的书籍和DVD影碟，房间的空地上也摞满了半人高的书，整个房间更像一个藏书的库房。买书读书，也让他结识了止庵，并成为30多年的好友。

　　1978年大量外国文学作品被引进国内，每个周日王府井新华书店都会卖一些新书，排队买书的戴大洪在那儿结识了止庵的哥哥并且成了“书友”，继而认识了诗人沙鸥一家，更与沙鸥的儿子止庵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大学毕业，戴大洪回到河南。就读北京医科大学的止庵留在北京当医生，两人之间的书信往来谈论的仍然是书。采访中，戴大洪回身进了“库房”，兴致勃勃地拿出一本并未付梓的手稿，这是两人曾经编写的一本《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家台历》，尽管时隔多年，纸页发黄，两人的字迹却清秀工整。

　　被免去建业集团副总裁后，赋闲的戴大洪向集团申请去了北京一家英语学习机构学习，“整天和一群十几岁的孩子在一起，一个星期就学不下去了。”这段时间，也让他有更多机会在北京会老友、结新朋，甚至做了不少后来冥冥之中与翻译写作有关的事。

　　那时，张斌请他为足球之夜编了《十年疑似——1994-2003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全纪录》。据说，此书一度成了北京体育大学足球专业学生人手一册的参考书。拿着那本厚重的纪录，戴大洪说，“我从来没想过能做成多大的事，这个事我觉得我行，要做就要让它无愧于自己署上的名字。”

　　2006年，止庵在为撰写《周作人传》搜集资料，发现了周作人在北大讲授外国文学课程时的自编讲义《近代欧洲文学史》，他想出版这份史料，于是找到戴大洪，想让赋闲在家的他将其中的外文校对一下。

　　“校对过程中我发现，周作人提到外国作家和作品时，大都用的是外文，书里涉及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波兰语、拉丁语、希腊语、俄语等十几种文字，如果给当代读者阅读，只是校对显然不够，应当加上必要的注释。”戴大洪对于语言逻辑表达有着很高的要求，“比如，大多数读者知道‘巴尔扎克’而不知道‘Balzac’是谁，注释一下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校对和注释都需要查阅资料，同时进行效率会更高。我当时还不太会上网，全靠手边的参考书。”

　　多年的积攒，让戴大洪手里的原版《美国百科全书》《不列颠百科全书》等30多种工具书派上了用场。就这样，两个朋友合作完成了《近代欧洲文学史》的校注。止庵主持，戴大洪协助——这是戴大洪喜欢的方式，他自喻为NBA赛场上的“蓝领球员”，干的是一些垃圾活儿，抢篮板、防守，得分不多，但不可缺少。他说，翻译也是这么一回事：“译者本来就是个干垃圾活儿的。”

　　后来，时任新星出版社副总编的止庵又请他帮忙给《第三共和国的崩溃：1940年法国沦陷之研究》的老译本挑错，出版社刚刚买下版权，“老译本的文字太生涩。”戴大洪对着原文在译本的复印本上重新修改，最后竟然改得“满脸花”，干脆把自己改过的内容打印出来，一比对，“完全就是两本书。”

　　尽管之前在建业足球队时，因为与足协的官司，戴大洪曾自己翻译过《国际足联章程》。但那时他并不认为自己能译书，他把自己的几张译稿以及原稿拿给止庵看，“你们再找人看看，要是我这改的多余，就不改了，文字让编辑弄就行了。”

　　随后，当忙完“马拉松”赛事的戴大洪再问起止庵译本的事时，被告知上一位译者译了三分之二就不干了。戴大洪决定帮老朋友这个忙，也因为自己“爱干这种‘垃圾活儿’”。他也知道出版社已经付过翻译部分稿酬，“钱的事不用考虑，你们只要考虑好版权的时间。”追求完美的他把书重新翻译了一遍，前前后后两年多的时间，戴大洪完成了自己的翻译处女作。

　　“本来就是帮帮忙，却意外成了另一种生活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