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照片来自网络

　　他曾经是河南建业足球队的总经理，他做过郑州最火的粤菜馆老板，还是一位业余马拉松爱好者……如今逃离喧嚣，除了还在坚持的长跑运动，译书成了他生活的全部

　　■本报记者强晓玲实习生肖雨涵

　　前足球俱乐部总经理、粤菜馆老板、马拉松爱好者、400万字重量级著作的翻译者，这些身份属于同一个人，戴大洪。

　　10年间，他翻译了5部约400万字的著作，2013年被评为“年度致敬译者”。

　　他曾经是河南建业足球队的总经理，第一个揭露中国足坛潜规则的打黑斗士，《与风车的搏斗》让他成了独自面对风车的那个骑着瘦马的堂吉诃德。

　　他做过郑州最火的粤菜馆老板，还是一位业余马拉松爱好者……如今逃离喧嚣，除了还在坚持的长跑运动，译书成了他生活的全部。

　　10年里，《第三共和国的崩溃》《雷蒙德·卡佛》《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叛的种子》《西班牙内战》，这些译作稿费加起来一共不到30万元，这也是他10年里所有的收入，“如果继续在建业工作，估计半年就能挣这么多钱。”但摞在案头足有一尺多高的译著让他心里踏实，“这些年，没有为了金钱去浪费生命。”

　　他自嘲是“四不”翻译家，“耳不能听，嘴不能说，眼不能读，手不能写。”视书如命，酷爱西方文学历史的他，因为喜好，因为阅读，拿着本字典竟然慢慢走上了翻译的道路，“这些书是想翻译出来自己读的，有人喜欢是意外之喜。”

　　北方的冬天总是很漫长，温暖惬意的春刚刚让人察觉，夏天就急不可耐地来了。在郑州市东区一个安静的小区里，记者找到了戴大洪的家。朴素的家具搭配20年前的装修风格，整洁、简单。因为记者拜访的时间与译书冲突，戴大洪表现出了些许遗憾。屋里挺凉，他却还光着脚，把自己宽大的身躯填进窄小的沙发里陷入沉思。

　　独立、较真，不苟同、不妥协，不轻易与这个世界和解，译者戴大洪多少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却又活得立体、畅快。他说，“感谢这个浮躁的时代，让一个普通人，安静地做了自己喜欢做的事。”

　　从老总到译书人

　　早晨8点，戴大洪会准时起床，洗漱、吃点东西。9点整便会走进自己的房间，那个半扇墙都是整架的书和摆着一张简朴的单人床的房间，也是他的工作室。

　　不大的书桌上厚厚一摞待译的英文原著复印件，一台大屏幕电脑上显示着翻译出来的中文译稿，屏幕上的字号不小。电脑边儿上竖着十几本陈旧、发黑，甚至快要散架的英文字典和各种工具书，一些标记着单词、索引的稿纸按顺序码放在一边。

　　一般情况下，戴大洪一直会工作到中午，午饭后，一个长长的午觉必须保证。下午四五点钟继续，直到深夜零点，一天的翻译工作才算结束。打开电视，浏览过午夜体育新闻，他会轻松地欣赏一部电影，“算是对自己一天工作的奖赏。”拒绝网络电影的他，攒了半个屋子的DVD影碟等着慢慢享用。

　　午夜两三点钟上床休息，这样的生物钟，戴大洪保持了整整10年。

　　10年间，常有人问戴大洪在干什么，他总是说自己“什么事儿也没干”，因为在别人眼里所谓的“干事儿”，“都和挣钱有关”。

　　2013年“深圳读书月十大好书评委会”决定将“年度致敬译者”授予戴大洪，致敬辞说，“这位翻译界的‘造反者’，以七年近三百万字的篇幅，打动无数读者，让他们记住那些作品的名字。”

　　“文如其人，淡泊、诚实、率直、简朴，是他译作的显著风格；讲求语言内在逻辑，不走样、不发挥，举轻若重，是他译工尊奉的原则。他将为人处世的保守主义精神品质，完美地融入字里行间。为核实战后右翼抗议游行路线图，他让哥哥寄来巴黎地图，逐条街道对照地名；为译名精确，将俄国人名英文回译成俄文，将其附录书后，供读者参照。在发现编辑擅自将雷德河（Red　River）改为‘红河’，他大发雷霆。这位追求每一个字精确的超级‘原教旨主义者’，给翻译界带来一阵沉静之风。”

　　译书，戴大洪有自己的原则，不喜欢编辑删改他的译稿。他力求反映原著的真实观点，希望读者能从自己翻译的“用词、语气、力度”中体会原著的本意，“不能把人家的一颗子弹翻译成一团棉花。”

　　如今，《西班牙内战》已经译完。委托记者从出版社带来的原著足有两寸厚，爱惜书的他怕书在快递运输途中受损，而且译本最后要与原著再核对一遍，这样他心里踏实。而超过150万字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后几卷的翻译也已经与出版社约定。

　　戴大洪清楚，稿费太低让许多专业外语工作者只能将译书当作业余工作，不可能拿出太多时间和精力，有人甚至擅自删节原著内容，翻译质量下降在所难免，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几部翻译力作的畅销，也让出版商更清楚，微薄的稿费已经不可能找到如戴大洪这样纯粹、踏实，一年翻译50万字的译书人。

　　许多人问他，“怎么能从一个最喧闹的地方转换到一个最冷清的地方”，戴大洪说，当年的热闹自己并不觉得，那只是工作；现在的冷清也没觉得凄凉，这还是生活。

　　“在人人都像经济学家的今天，自己被动、孤独等性格弱点突然变成了长处，对待很多事情的消极冷淡反倒成全了我做的事情。”戴大洪说，“现在每天的生活都有新的内容，我又了解了一些大部分中国人不知道的事情。”

　　“他跟世界是有点隔阂了。”戴大洪的朋友、学者止庵曾说，“就翻译这事他觉得挺好，因为可以在家一待就是几年，不用跟外面打交道。”

　　戴大洪感慨，幸亏20年前在河南建业集团工作时通过内部渠道购买了自己居住的这套房子，才有了安心译书的基本条件。许多人都不相信建业足球队曾经的“老板”只有这一套住房，他们说“建业的高管谁没有个两套三套的。”

　　没有工资，当年离职时得到的一笔退休补偿如今也所剩无几，靠译书生活更是不太现实，马上60岁的戴大洪笑称，“好在很快就可以领取退休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