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耘杏坛遭劫波

    “临歧自古易彷徨，我到歧前不自伤。心境长随天上月，如环如玦总清光。”

    ——突遭厄运，他以诗明志

    1956年，创建于1922年的武大哲学系中止四年后成功重建。时年25岁的陶德麟登上讲台，很快得到了学生们的喜爱。

    “陶德麟、萧萐父、康宏逵三位先生是当时哲学系讲课最‘叫座’的青年教师，被誉为李达的‘三面红旗’。其中，萧慷慨激昂，康旁征博引，陶老师则是严谨细致、娓娓动听，还特别善于联系实际，记下来就是一篇文章。”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王炯华忆想当年。

    课还讲到了校门之外——1959年起，他连续四年为全省中高级干部讲授《实践论》《矛盾论》，讲稿《实践论浅释》被印发全省，广为流传。同时，他陆续发表数十篇论文，在理论界拥有了许多知音。

    1961年8月末的一天，一项沉甸甸的使命落到了陶德麟肩上——协助李达，编写中国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

    这是毛泽东对李达的殷切嘱托。

    1961年8月20日，李达在庐山养病，恰逢毛泽东也在庐山。他约李达到住所畅谈哲学问题。

    为什么苏联的马哲教科书“一统天下”？我们中国人有那么丰富的实践经验，为什么要照搬苏联的？历时四小时的长谈中，毛泽东多次表露不满，并希望李达以自己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社会学大纲》为基础，撰写一部够分量的哲学教科书。

    此时的李达已诸病缠身，手颤厉害，大量写字已有困难，但他并未迟疑便接受了任务。几天之后，他找来了陶德麟。

    陶德麟深知，这也是老师多年的心愿。

    在李达看来，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哲史上重要的新阶段，理应受到高度重视。而这次编写马哲教科书正是让世人了解中国人哲学贡献的好机会。

    撰写工作开始了。

    难度是巨大的——要系统凸显马克思哲学在中国的独特发展，科学阐发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论创新与历史地位，在当时尚属“前无古人”；此外，要讲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科学的关系，还要涉及相对论、量子力学等自然科学内容，陶德麟虽然学过普通物理，但这些知识对他而言几乎是空白。他不得不奋力学习，请教物理系教授，常常通宵伏案，浑然忘我。

    遵照李达要求，他写好一章，便当作教材，在哲学系“李达实验班”中讲授，一边讲一边听取意见，进而修改。这样的修改有多少次？已很难历数。

    1965年10月，38万字的上卷唯物辩证法送审稿完成。收到书稿，毛泽东仔细阅读，写下255字的批注。

    师生二人满怀欢欣，立即着手撰写下卷。然而，突如其来的厄运阻住了前路。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李达被打成“武汉大学三家村黑帮总头目”，遭到残酷批斗，两个多月后含冤去世。

    陶德麟在劫难逃，他的生活顿时变成了黑色。顶着“李达三家村黑帮分子”的帽子，陷入了长达八年的批斗、侮辱和劳动改造，几次遇险，命悬一线，家人也遭遇牵连。

    然而，强大的信念支撑住了他。他坚信，人民不会听任国家就此沉沦，黑暗的局面总会改变。

    “临歧自古易彷徨，我到歧前不自伤。心境长随天上月，如环如玦总清光。”

    1974年，风雨如晦的暗夜，他写下这样一首小诗，怀明月之心，默默守候着黎明到来。

    冲破阴霾勇发声

    “乍暖还寒夜正深，残冰犹自伴彤云。池边小草冲泥出，不为争春只报春。”

    ——参加讨论后，他心情激动

    1974年，李达初步平反，陶德麟也总算回到了教师队伍，但仍被视作“有严重问题的人”，处处受限。“文革”结束，举国欢呼，理应是云开日出了，但雾霾真的散尽了吗？

    1977年2月7日，“两个凡是”的论调出台。照此推理，“文革”本身并没错，错的只是林彪、“四人帮”对“文革”的歪曲。这让陶德麟更为担忧。

    这种担忧，在9月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的一次会议后，更为深重。

    会议主题是纪念《实践论》《矛盾论》发表40周年。收到邀请后，已跟外界失去联系11年的陶德麟冲破阻力，赴京参会。邢贲思、汝信、赵凤歧、陈筠泉、陈中立……学者们劫后重逢，感慨万端。

    一个共识在讨论中清晰起来——“文革”虽去，遗毒仍在。只有摧毁“文革”全套理论的哲学基础，才能挣脱“两个凡是”的枷锁。而在支撑“文革”的理论中，一个错误观点必须驳倒——检验真理的标准不是实践，而是领袖的“最高指示”。

    冻结十年的冰面坚硬如铁，如何炸开它，释放那浩荡澎湃的春河之水？

    时机终于来了。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立即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的热烈讨论。支持者众，反对声也格外严厉，“反动且荒谬”“丢刀子”“攻击毛主席”等指责如疾风骤雨，扑面而来。

    陶德麟决心发声，做“实践标准的坚定支持派”。一个多月后，中国社科院在北京召开“理论与实践问题哲学讨论会”。收到邀请，陶德麟再次顶住压力，亲赴会场。火车上，他心情澎湃，提笔写下一首小诗：“乍暖还寒夜正深，残冰犹自伴彤云。池边小草冲泥出，不为争春只报春。”

    陶德麟被推举为第一讨论组副组长，组长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最初作者、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

    7月17日，大会开幕。一种兴奋而忐忑的气氛笼罩在会场上空。

    小组讨论中，多数人旗帜鲜明地赞同只能以实践检验真理，也有人质疑、犹豫，甚至震怒——“这是个什么会？是举旗还是砍旗？我不参加了！”当即拂袖而去。

    不断传来的“小道消息”也加重了紧张空气。“党中央不支持这个会”，“某主要领导大发脾气，说一帮学者在‘开黑会’”……然而，探求真理的渴望与使命感战胜了纷扰，会议继续举行，讨论越来越热烈。

    23日下午，会议闭幕。陶德麟作了大会发言。他针对常见误解一一阐析，从理论上加以澄清，得出结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原理，在实践标准之外另立真理标准是理论上的倒退。很快，《哲学研究》第10期就发表了这篇文章。

    会议结束的第二天，他找到人民日报的汪子嵩和《哲学研究》杂志的张岱，送上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这是三封毛泽东亲笔信的复印件。上世纪50年代，李达正在撰写《〈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和《胡适思想批判》，毛泽东多次写信给他，指出自己文中的不当之处：“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不妥，出选集时拟加修改，此处暂仍照原。”“矛盾论第四章第十段第三行‘无论什么矛盾，也无论在什么时候，矛盾着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这里‘也无论在什么时候’；八字应删，在选集第一卷第二版时，已将这八个字删去。你写解说时，请加注意为盼！”

    这无疑是铁证：毛主席从不讳言自己文章的不妥之处，又何谓“句句是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