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5日，三封信在《哲学研究》第12期发表，并被广泛转载，对破除“两个凡是”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怀着思想解放的火种，陶德麟回到武汉，用一场场报告四处播火。很多听众激动得拍红了巴掌，但面露惊讶之色的也不在少数，写满问题的小纸条每次都会递上厚厚一叠。

    一次，在武汉市图书馆的报告结束后，主持人悄悄提醒陶德麟：“如果不把毛主席的话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会不会犯错误？”陶德麟只好解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本身就是毛主席的话啊。对方将信将疑。陶德麟当场拿出《实践论》，指着“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的一段原话给他看，他这才放下心来。

    看来，想要打破多年来形成的思想禁锢，仍很艰难。

    陶德麟手中的笔挥得更勤了。《认识的对象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吗？》《实践怎样检验认识》《真理阶级性讨论中的一个方法问题》……一篇篇文章接连问世，在讨论热潮中引发关注。

    “这其中，《逻辑证明与真理标准》一文特别被学界推崇。因为在当时，大家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已基本接受，但对‘唯一’二字仍有怀疑。而为什么逻辑证明和认识对象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并没有论证过，需要独立研究。老陶就是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工夫，从理论上证明了真理标准的唯一性。”陶德麟的“老战友”、武大哲学系教授朱传棨感慨。

    贡献不会被遗忘。1995年，这篇文章获得了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此时，距其发表，已过去了14年。

    倾力呼吁“中国化”

    “必须‘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问题，按自己的‘坐标’研究问题，以简明易懂的语言陈述问题。”

    ——与现实脱节的研究令他忧心

    武汉大学哲学系主任、研究生院院长、常务副校长、校长……哲学家的智慧经受住了实践考验，也推动了实践发展。在他和同事们的苦心经营下，武大哲学系日益壮大，百年武大也驶上了发展快车道。

    此时的中国正在改革开放道路上摸索前进。随着计划经济体制被打破，群众的迷惘也开始抬头。“我们还需要马克思吗？”“哲学是空话，‘四化’要的是经济效益”……种种论调刺痛了陶德麟。

    “我坚信哲学对一个民族至关重要。它既是民族精神的升华物，又是民族精神的铸造者。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就等于抛弃了我们民族的精神支柱，抛弃了观察处理当代一切复杂问题的最科学的方法。”他接连写下十余篇文章，批驳谬误，激浊扬清。

    然而，捍卫真理不等于迷信教条。他也清醒地看到，民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疏远疑虑，和学界的研究取向、传播方式不无关系。

    近年来，一些哲学家专注于和现实脱节的问题，“热心于建构新体系，用一大串涵义不明的‘新’名词、‘新’说法来作推演，弄出一套又大又空的理论，使人读了莫测高深”。更有甚者，不但张口闭口海德格尔、避而不谈中国实际，还把话说得佶屈聱牙、艰深晦涩，他对此十分反感。

    哲学虽然是抽象程度最高的学问，但“理论如果在书斋中自说自话，就只有死路一条。”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躬身走进老百姓中去，才能成为中国人自己的哲学。

    有感于此，他发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响亮呼声——

    “黑格尔说过，‘我力求教给哲学说德语。’我们也必须‘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问题，按自己的‘坐标’研究问题，以简明易懂的语言陈述问题。”

    这成了他心魂所系的话题。

    2004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隆重启动。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首席专家，他强调编写教材“应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成果”“保持明白流畅的文风”，这成了课题组成员们记忆深刻的“金句”。

    2013年3月27日，一篇题为《践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 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的文章出现在《湖北日报》头版，作者正是陶德麟。

    短短两千字通晓流畅，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角度解读中国梦、探寻中国梦的实现路径，鼓励人们胸怀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走好“中国人自己走出来的‘中国道路’”。

    共鸣很快被激发。短短几天，湖北社科界掀起了一场“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大讨论”。4月中旬，经光明日报挖掘报道，讨论热潮迅速蔓延至全国。

    “恰逢其时，触及了当前理论界的重要现实问题。”“讨论反映了知识界的自觉与自责，打开了思想的闸门，应该长期深入下去。”……各界学者纷纷撰文，参与到讨论中来。“小文章”引出了“大文章”，这令陶德麟欣慰有加。

    “这绝不是对我个人一篇短文的回应，而是对时代呼声的回应，”陶德麟感慨，“十几亿人史无前例的伟大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原料，唯有不断探索、提炼，才能产生中国人自己的理论创造。”

    爱智忧民师道真

    “我深感自己是个平庸的探索者，在浩瀚无际的哲学大海里乘桴而行。而今垂垂老矣，还常常自觉如童稚之无知。然而我并不怨悔。”

    ——桑榆晚境，壮心不已

    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这是陶德麟留给后学的印象。

    “陶先生很保护学生，从不给我们贴标签，从未让我们尴尬，却恰如其分地促人勤学自省。当我成为教师之后，才知道这样做有多难。”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冯平喟叹，“我初任教时，对树立优良学风有‘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豪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自诩，所以狂傲至极，动辄‘枪毙’学生论文。学生私下送一绰号：”四大名捕‘之’温柔一刀‘。有次开会遇到陶老师，我以此炫耀，他只轻轻说了一句：“学生还在学习阶段，不要以你现在的水平要求他们。’此话似当头棒喝，顿时让我看到了自己的褊狭。他让我认识到：师者，首先要是一个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