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德麟在家中接受记者采访 王斯敏摄

1978年6月由人民出版社首次出版的《唯物辩证法大纲》（资料图片）

   编者按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一项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工程、生命工程、基础工程。工程实施近十年来，哲学社会科学界的一大批专家学者为之忘我投入、鞠躬尽瘁，尽显坚定信仰与火热襟怀。工程首席专家陶德麟便是其中一位。自从青年时代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他便在这条通往光明的道路上辛勤跋涉，不断摘取真理的硕果。通过他的人生故事，我们看到了一个资深理论工作者的上下求索、不懈探寻，也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感召世人、催人奋进的恒久光辉。

    陶德麟的哲学人生，每个节点都充溢着胆识与锐气——

    24岁，初涉哲学便锋芒崭露，撰文批评前苏联哲学家的权威著作《简明哲学辞典》，向苏联哲学教条主义发起有力一击；

    47岁，历经磨难后信念弥坚，积极投身反对“两个凡是”的理论斗争，“顶风”参加真理标准大讨论，用一篇篇旗帜鲜明、论述严密的文章持续发声，在讨论中占据重要一席；

    82岁，年至耄耋却思考日深，融毕生思考入一篇短文，呼吁践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把一切判断和措施都交给人民群众的实践去检验”，引发了湖北社科界乃至全国的热烈讨论，其效应一直延续至今。

    “笔有雷鸣道不孤”，这是多年老友、哲学家陈先达教授对他的评价。

    得遇恩师露峥嵘

    “搞马克思主义的人要有坚持真理的品格，不能像摆摊的小贩，天晴把摊子摆出来，下雨就收摊子。”

                                        ——恩师李达的话，影响了他一生

    1953年，一个寻常春日。青年陶德麟迈进屋子的脚步，忐忑而凝重。

    屋中一榻，一病弱老人半躺于上，清癯的脸庞因高烧而显憔悴，双眼却清亮有神。见到陶德麟，他招手示意年轻人坐在身旁，开始了一场决定了陶德麟人生走向的谈话。

    这一年，是李达就任武汉大学校长的第二个年头。作为把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的先驱者，他有着多病之躯盛放不下的宏图伟志。他对马克思主义各个领域都造诣精深，但最关心的还是哲学。他需要一个年轻而得力的助手。多方考察后，即将毕业的陶德麟成为最佳人选。虽然这个年轻人读的是经济而非马哲，但表现的资质令李达青眼有加。此番找他前来，便是特意商谈此事。

    要不要改换专业？这对陶德麟几乎不是问题。他早在中学时期就涉猎过一点哲学，进大学后又精读过李达的哲学名著《社会学大纲》，还硬啃过《资本论》第一卷，学习笔记便是明证。

    陶德麟当即表示服从安排。欣慰之余，李达以父辈的深情与他倾心长谈。

    “搞马克思主义的人要有坚持真理的品格，不能像摆摊的小贩，天晴把摊子摆出来，下雨就收摊子。”话语像粒种子，在他心里生了根。

    从此，李达有了一个得力助手，哲学园地多了一位辛勤的躬耕者。

    钻研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自学中外哲学史，以哲学眼光考察现实……一种奇妙的感觉在陶德麟心中升腾着。他感到，很多曾困扰自己的“问号”逐渐变成了“惊叹号”——

    他的父亲，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的参与者，后因保护被通缉的共产党员、力主国共合作抗日而不见容于当局，愤而退出国民党，五十多岁就困厄病逝。父亲在追求什么？自己走什么样的道路才能告慰其英灵？

    他的少年时代，热血善思，常在周记中抨击时局、探寻民族之出路。胡适讲演《两个世界，两种文化》，他如饥似渴去听，却对其政治观点很不满意。但，其谬误何在？什么样的理论才能擦亮这双苦苦寻找的眼睛？

    现在，他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给了他批判的武器，照亮了他苦心求索的那条道路。

    1955年夏，陶德麟写了题为《关于“矛盾同一性”的一点意见》的论文，投给《哲学研究》。翌年2月，文章刊发，立时引起轩然大波。

    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一篇“大胆”的文章——

    批判锋芒直指罗森塔尔、尤金合著的《简明哲学辞典》，两位作者皆是前苏联的科学院院士。在那个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年代，此举无疑是挑战权威。

    《辞典》中“矛盾同一性”的释文把“同一性”定义为事物、现象同它自身相等、相同的范畴，断言生与死、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战争与和平等根本对立、相互排斥的事物之间没有同一性。陶德麟明确指出这种观点是违背唯物辩证法的。在那个年代，这样的言论固然正确，却并非人人敢言。

    事实很快证明了他的批评是对的——1957年1月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肯定了此观点；1958年6月24日，毛泽东邀集一些学者，专门谈论此事。《辞典》的作者也接受了批评，在再版时对“同一性”的条目作了原则性修改。

    牛刀小试，一鸣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