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不久的谭霈生戏剧理论学术研讨会上，80岁的谭老声如洪钟：“理论研究还需要继续做！从世界范围来说，现在还有许多需要重视的命题，有些东西需要继续下功夫。”

    这位对戏剧理论研究孜孜不倦的学界泰斗，最初的梦想却是当个剧作家。如果从那时算起，他对戏剧的“守望”已经走过了一个甲子。河北高中为他的“人生大戏”拉开了帷幕。出于对文体活动的爱好，谭霈生加入学校剧团，排演经典剧目《兄妹开荒》。文学教员朱泽吉讲课引人入胜，又把他引入了文学的殿堂。三年之后，本想报考北大中文系和鲁艺文学院的谭霈生，却因为优异的考试成绩，“阴差阳错”地被中央戏剧学院“点将”去做研究生。

    在戏剧学院，谭霈生一心想搞剧本创作。幸运的是，他写的第一个剧本，就被表演系冉杰老师选去排演。演出结束后，时任戏剧学院副院长的曹禺径直走向谭霈生，拉着他的手说：“霈生，路子对，以后多写。”得到自己偶像的鼓励，谭霈生坚定了自己的志向——毕业后搞创作。

    然而事与愿违，1956年，毕业后的谭霈生留校在团委工作了三年。之后又被选去参加文学研究班，还是没能从事心爱的戏剧创作。但从那以后，谭霈生便不曾离开戏剧理论研究的园地。在被誉为文艺理论界“黄埔一期”的文学研究班上，群星闪耀，何其芳、朱光潜、蔡仪、唐弢、李健吾、余冠英等顶尖学者亲执教鞭。在他们的悉心培养下，踏实肯学的谭霈生把理论咂摸出了滋味儿。

    戏剧理论专家黄会林称谭霈生是“中国脊梁式”的学者。强烈的反思意识，一直贯穿于他的戏剧理论研究和教学生涯中。“文革”结束后，谭霈生开始构思《论戏剧性》。基点就是对过去信奉的那些理论进行反思，真正从艺术规律的角度反躬自省。在谭霈生看来，《论戏剧性》是自我的批判，是对自己“文革”前的戏剧思想的反思。该书得到了学界的充分肯定，出版不到一周，香港《文汇报》评论说：“这部书的出版，意味着大陆艺术思想的复苏。”

    面对成绩，谭霈生并没有停止思考。他试图给戏剧性下一个定义：“戏剧性的中心点在哪里？”在看完一大批现代的作品以后，谭霈生领悟到，非理性的现代戏剧动摇了布伦退尔“冲突论”的根基：人的行动都是理性支配的。在真正否定“冲突论”的基础上，他找到了戏剧形式的中心点——情境。这一反思过程，耗去了谭霈生七、八年的光阴。在此期间，他还发表了《戏剧艺术的特性》。在文学艺术极“左”的年代，谭霈生头脑清晰地摒弃了庸俗社会学，而将研究重心转向艺术自身的规律，这显示了他非凡的勇气和可贵的良知。

    对于戏剧艺术的发展，谭霈生勇于坚持自己的看法。在中国话剧诞生10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谭霈生直言：“话剧不应只是从属于政治和经济，而要参与人格和素质的重建，同时戏剧工作者也要反思戏剧本体艺术品格的日渐失落。”对此学界反响强烈。“在艺术面前我不能说假话，我就是信守这一点。”谭霈生严肃的神情中有一丝傲然。

    回顾自己的理论思想，谭霈生这样评价：“《论戏剧性》是针对中国戏剧理论、评论、创作，是针对我自己过去遵守的东西，是针对中国式的东西说话的。《戏剧本体论》的眼界更开阔，是向着世界戏剧理论的动向，吸收了很多新的戏剧理论的看法，新的问题，同时把传统的理论，比如布伦退尔的冲突论进行了批评，这是国际性的。我离开了中国的戏剧理论，更关注的是世界戏剧的发展，我考虑中国就是把中国纳入到世界戏剧中去，从理论上和创作实践上进入世界的潮流。这个变化是我在八九十年代，我大量接触现代戏剧和演出后发生的。所以才有了后来的《戏剧本体论》。”（郭超）